讓孩子們回到他們應在的位置:前排和中心 - 彭博社
bloomberg
童年的未來
作者:理查德·洛夫
霍頓·米夫林公司 -- 420頁 -- $21.95
幾年前,這個問題開始以低語的形式出現,併成為全國的擔憂:美國沒有照顧好孩子。從教育危機到優質、負擔得起的兒童保育短缺,從貧困兒童數量的上升到鄰里安全的下降,1980年代浮現出的警告變得緊迫。忽視我們孩子的福利、能力和幸福是危險的。
孩子們的狀況有多糟糕,應該採取什麼措施?在思考這些問題時,聖地亞哥聯合報專欄作家理查德·洛夫花了三年時間與教育工作者、倡導團體、父母和孩子們交談。他的《童年的未來》部分是印象和軼事,部分是分析,部分是處方。它正確地將通常孤立考慮的主題聯繫在一起,例如兒童保育、學校改革、工作時間,甚至人類與自然世界的關係。洛夫尊重許多家庭和機構在當代生活的特殊壓力下所應對的方式。但總體而言,他擔心,忙碌的家庭和衰退的社區似乎沒有時間或空間來滿足兒童的需求。孩子們被迫過早成長。他們與成年人隔離,缺乏明確的道德方向,選擇太多但真正的自由卻太少。
洛夫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建議,以及一個“家庭解放運動”的宣言:“減少父母的孤立……解除我們超負荷日程的孩子的編程……創造一個親家庭的工作場所。”他宣稱,這樣的運動可以跨越意識形態和階級界限。對於嬰兒潮一代來説:“這是一個挑戰,我們的理想主義可以再次崛起。”
這樣的説法趨向於戲劇化。而洛夫在描繪今天的社會時誇大其詞,描繪出一個人手不足的日託中心和空蕩蕩的房屋的陰暗景象,孩子們與電腦為伴——與一個理想化、失落的世界形成對比,那個世界裏有夢幻般的森林散步、與父親的釣魚旅行,以及一個支持家庭的全職媽媽社區。
不過,毫無疑問,童年已經改變。越來越多的母親在工作,因此比以往更多的孩子在日託中心。工作時間更長,休閒時間受到限制,家庭事務變得更加複雜。大家庭分散,社區聯繫減弱。離婚和經濟不穩定使得核心家庭更難應對這些壓力。父母與父母之間,家庭與家庭之間的聯繫被切斷。
洛夫通過貧窮和富裕兒童的評論表達了他的擔憂。“在我住的街區,地上到處都是可卡因膠囊,”一位費城的三年級學生説,接着描述了他九歲的朋友在吞下一個膠囊後去世的情景。有時,這些聲音提醒人們兒童的韌性,並帶來樂觀的希望。“我回到家,進門,放下書,環顧四周,看看需要清理的地方,清理,做我的作業……這就像一個順序,順時針,”一位單身母親上學的聖地亞哥青少年説。
作為分析,《童年的未來》帶來了一絲新鮮空氣。洛夫既不指責職業母親造成今天孩子的問題,也不主張僅僅依靠制度或政治解決方案。相反,他將社會描繪成一個複雜的多樣化和相互依存的網絡,其中許多部分都被拉到極限。恢復這個網絡的完整性需要多維度的調整和修復。
洛夫呼籲家庭優先事項的轉變——具體來説,減少對工作、物質主義和成功的重視——以便父母能夠花更多時間參與社區和孩子的生活。他欽佩那些暫停職業、減緩晉升、想辦法減少工作時間或設法讓家庭以更少的收入維持生活的人。
由於很少有人擁有這樣的靈活性,洛夫也強烈主張在工作中進行改變。他的“家庭友好”工作場所將提供長時間的產假、靈活的工作時間和在家工作的選項。男性和女性將獲得公平的薪酬,因此如果家裏有一個父母在照顧孩子,未必是收入較低的媽媽。
在洛夫的願景中,機構扮演着更大的角色。圖書館和學校可以成為社區中心,提供對留守兒童的監督項目,同時也為父母參與提供一個場所。社會政策和社會支出也有其重要性:日託提供者的薪酬必須提高,而對有撫養責任者的更大税收減免將有所幫助。
洛夫引用了一系列令人鼓舞的努力來重新編織這張網。南方公司(Southland Corp.)的“家庭紐帶”計劃允許員工每月請假最多四小時,半薪去探訪或志願服務於日託中心、老年護理中心或學校。在紐黑文的市中心,耶魯大學兒童精神科醫生詹姆斯·科默(James Comer)開發了一個依賴於父母和社區參與的學校組織。
但洛夫擔心,撕裂這張網的力量比加強它的努力更為強大。對更多家庭時間的需求與企業提高經濟生產力的鬥爭相沖突。企業福利正在減少。而當前的財政環境對社會支出不利。
“從長遠來看,”Louv寫道,“建立一個工作與家庭之間平衡和人性化合作體系的國家,將是經濟上獲勝的國家。”然而,對Louv來説,這並不是重點。他關心的是“每個家庭都有連接的權利”和打造一個支持兒童的社會。他認為,通過打破人們之間的孤立,這樣的社會對每個人都會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