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麪包、黑色貝雷帽和大量伏特加 - 彭博社

伏爾加格勒水電站的渦輪機在阻擋一英里寬的伏爾加河的水壩深處安靜地嗡嗡作響。儘管氣温低至-20華氏度或更低，巨大的冰塊在從水電站的排水管道流出的蒸汽水中融化。建築工人根納季·科羅斯特尼科夫指着其他黑色的無冰水域。“那是鱘魚和白鱘產卵的地方，所以我們必須派遣破冰船去那裏保持水域暢通。”這裏可以買到魚子醬嗎？他笑着説：“只有你知道該賄賂誰。”

歡迎來到伏爾加格勒地區，這曾是黑魚子醬、華麗白麪包和甜番茄的豐饒之地。我仍然品味着它們的味道，儘管我還是個孩子時我的家人就搬到了俄羅斯的另一部分。三十年後，這些商品已成為奢侈品，在半空的國營食品商店或甚至農民攤位上詢問它們毫無意義。現在，數十個人在肉店前排隊，轉過頭來看看六輛帶有白色和藍色“幫助俄羅斯！”標誌的梅賽德斯-奔馳卡車。

放射性河流。他們知道這些卡車是從德國運來的食品。當地報紙已經談論了好幾天。近50年前，成千上萬的希特勒坦克沿着這些相同的路線駛向伏爾加格勒，當時稱為斯大林格勒。但德國的進攻變成了一場血腥的潰敗，造成了15萬人喪生，並標誌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

當我與卡車一起穿越波蘭1500英里，然後穿過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森林、田野和草原時，許多類似的諷刺讓我感到震驚。首先，車隊的領導者是11名東德人民軍的前軍官，他們在統一後失去了工作，現在以開卡車為生。

早上6:30，在基輔附近的普羅利索克酒店，所有11個人都感到睏倦和煩躁。早晨洗澡沒有水。

但問題並不是管道不好，酒店管理員瓦利亞·沃洛日科解釋説。這是切爾諾貝利。由於一次事故，位於基輔以北約60英里的普里皮亞特河上的一座大壩暫時被沖毀。受損核電站的放射性廢水現在流入第聶伯河，這條河為基輔提供水源。因此，城市的水務公司已被關閉。

對於生活在切爾諾貝利陰影下的數百萬基輔居民來説，輻射的危險始終存在。在一個加油站，尼古拉·K，一名資深交通警察，他正在引導車隊穿過城市，抱怨他的九個月大的兒子必須在切爾諾貝利廢物中成長。他憤怒地踢了一下他那輛破舊的藍黃相間的警車的輪胎。“沒有人關心普通人，不是共產黨人，也不是民族主義者，”他説。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總統能幫忙嗎？“哈！”尼古拉轉過身來，吐了一口唾沫。

大約275英里後，我們來到了哈爾科夫，這裏曾是一個主要的國防工業中心，曾對西方人關閉。周邊地區曾被稱為蘇聯的糧倉。如今，國家食品商店幾乎空蕩蕩的。除了半磅的土耳其和格魯吉亞紅茶磚、灰色麪包和奶粉，幾乎沒有什麼可以購買的。

自己種植。儘管如此，哈爾科夫葡萄酒廠的首席技術員娜塔莎·基爾尼奇尼的餐桌上卻堆滿了食物。桌上擺滿了煙燻火腿、醃製捲心菜和西紅柿。“你在我桌子上看到的大部分食物都是我們在我們的別墅花園裏種的，”她説。

中心是一大盤擠滿了過熟的黃色葡萄——這是來自格魯吉亞一位釀酒師的禮物。這些葡萄無疑會吸引市場上的許多顧客，“但你不能買它們——集體農場不想以今天的價格出售任何東西。每個人都坐擁大量水果，或一點一點地以零件或燃料進行交換。所有人都在等待價格改革。”的確，莫斯科打算很快放開食品價格，希望能將更多食品送入市場。在烏克蘭的城市中，許多居民已經開始與農民進行私人交易，農民承包養豬和小牛。然後，肉類被運送到城市顧客手中。

在羅斯托夫河港的國際旅遊酒店，星期天的晚上。儘管外面是-15華氏度，寒風刺骨，但餐廳的舞池卻熱氣騰騰。一支五人樂隊演奏着重金屬搖滾和關於失去愛情及阿富汗戰爭的流行歌曲的混合曲目。每個週末都有婚禮宴會或生日派對。桌上冰鎮着伏特加。厚厚的豬排和烤肉串在桌布上滴着汁水。在舞池中，穿着迷你裙的女孩與身穿雙排扣西裝的年輕男子搖擺。有些人開始狂野的哥薩克舞，為好運砸碎幾隻酒杯。

在歡鬧中，狂歡者們緊張地瞥了一眼坐在小桌子旁的三名穿着黑色貝雷帽和戰鬥服的男子，他們面無表情，能夠看到誰進出。他們是戈爾巴喬夫去年成立的一個特殊警察部隊的隊員，旨在打擊內亂並維持蘇聯的統一。這些部隊已經在莫斯科和立陶宛解散了示威活動。在1月20日的里加，他們突入了由分裂主義拉脱維亞政府控制的一棟建築。五人在機槍火力的狂轟濫炸中被殺。

“法律與秩序。”但這個單位似乎只對監視感興趣。偶爾，穿着兩顆小星星的中尉級別的領導會拿起一部黑色電話的聽筒，簡短地説幾句。他不願透露自己的名字，但説他和他的團隊曾在阿富汗一起服役。他們在這裏做什麼？“我們在幫助維護法律與秩序。”

在大雪紛飛中，我們的慈善使命抵達了目的地：伏爾加格勒地區社會服務部門。但主任阿納託利·耶金對我們帶來的援助表達了複雜的感受。“我們可以不需要你們的食品包，”他脱口而出。“我們不能缺少的是醫療藥品。”曾幾何時，東歐國家提供藥品。但現在，他們的交易只能用稀缺的美元進行，因此藥品無法獲得。“這裏沒有人捱餓，”耶金醫生説。“在醫院裏的病人才是缺乏基本藥物的飢餓患者。”

根據非官方估計，三分之一的西方食品援助最終流入黑市。在羅斯托夫、基輔和哈爾科夫，一些食品援助物品，如罐頭魚、奶粉和巧克力棒，在到達後不久便出現在價格不菲的農貿市場上出售。

這幾乎發生在我們一輛卡車的貨物上，這輛卡車前往斯雷德內-阿赫圖賓斯克，一個靠近伏爾加格勒的小鎮。此次交付是為了一個覆蓋80多個散佈在伏爾加草原上的村莊的福利機構。但在卸貨時，一位當地貿易官員，一位穿着米色冬季外套的豐滿女性，出現並宣佈：“我們決定將這些包裹存放在我們的倉庫裏。”

她堅持認為食品供應將在那裏受到保護。福利機構的官員回應説，食品將立即分發給村民。那位女士大聲反駁：“你們不理解。”只有在被告知有外國記者在場時，她才退去。當她離開時，一位福利官員嘟囔着：“是啊，保護。我知道你們會怎麼保護它。放在你口袋裏。”

聽到這些話，我回想起十年前離開這個國家時的印象：腐敗和抱怨，以及大多數人的基本體面。但今天，有兩個新的變化。一個是對戈爾巴喬夫政府的普遍不尊重。它在改革初期享有廣泛支持，但在1980年代末生活水平未能提高時開始失去人氣。另一個新變化是普通人中萌芽的創業精神，如果允許其發展，可能會幫助蘇聯自給自足，或許還能附帶一點魚子醬。也就是説，如果黑貝雷帽和莫斯科的反動派不先將他們扼殺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