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廣場：他預見到了這一點 - 彭博社

中國的命運：人民在改革與壓制中的動盪鬥爭 1980-1990

作者：愛德華·A·加根

雙日出版社 -- 340頁 -- $22.95

書背面的照片説明了很多：作者愛德華·A·加根，面帶自滿，雙手叉腰，戴着洋基隊帽子和深色眼鏡，傲慢地站在天安門大屠殺後的北京一輛坦克前。你幾乎能聽到他在説：“我早就告訴過你們。”

作為《紐約時報》1986年至1988年的北京分社社長，加根強調負面消息。他以自己的憤世嫉俗為榮，尋找鄧小平改革的陰暗面。加根沒有為中國社會日益寬容的異議感到興奮，而是看到了其數十年來的壓迫。他努力尋找其他人所忽視的故事。

不幸的是，他成功了。在《中國的命運》中，加根描述了他在中國期間目睹的令人沮喪的場景：福州的年輕妓女，上海的貧民窟，軍隊對獨立思想的西藏人的鎮壓，失望的年輕詩人，管理學院的畢業生技能被浪費。對他來説，這一切加起來就是“一個並未因變化而振奮，而是被……不確定性和衝突所困擾的中國。”

加根強調了一個令人沮喪但如今流行的主題。他説，在對中國開放和經濟改革的熱情中，大多數美國人錯過或低估了日益加劇的危機症狀。鄧小平的改革沒有帶來進步，正如世界許多人所相信的那樣，而是釋放了“不可避免”在天安門廣場相撞的經濟和政治力量。

當這些衝突在1989年5月開始達到高潮時，加根在紐約，已經在為這本書工作。他跳上飛機前往北京。但與那些對大規模示威感到興奮的人不同，加根感受到“迫在眉睫的災難”。他感到一種“悲觀主義，源於我相信中國共產黨在革命老兵主導下根本無法改變。”

值得稱讚的是，Gargan抑制了他的“我早就告訴過你”。他承認自己對暴行感到驚訝。“雖然我們許多人認為鄧小平能夠進行大規模鎮壓……但沒有人，包括在北京的記者，當然也包括我，更重要的是，在那幾周裏我與之交談的數百名中國人，都不相信他會在首都的街頭屠殺自己的人民。”

Gargan對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在温斯頓·洛德領導下的官員們發出了最嚴厲的炮轟。他表示，他們不願意考慮改革計劃可能被削減或逆轉的可能性。“他們對中國領導層‘一切都很好’的無批判接受”阻礙了現實的評估，Gargan寫道。

這種盲目是Gargan認為嚴重缺陷的美國政策的一部分。被與中國建立友誼的觀念所奴役，以對抗蘇聯威脅，華盛頓忽視了嚴重的人權侵犯。“未受污染的樂觀”使美國誤讀了即將發生的政治動盪的跡象，並默許了“可憎的行為”。

儘管開頭有些尷尬，但《中國產命運》總體上寫得很好，然而仍讓我們渴望更多的分析，並沒有告訴我們中國的未來走向。在他對美國天真無邪的敏鋭攻擊之後，Gargan卻跌倒了。他描述了1980年代中國共產黨日益無關緊要的情況，並記錄了關於中國為何如此落後的知識性思考。他專門用一章來討論他最在意的問題——傳統文化的破壞——甚至抱怨在北京找不到好的中國食物。

然後，他帶我們進行幾次中國之旅，提供了一種旅行日誌或記者的筆記，而不是圍繞他的主題展開。書籍在他對西藏文化破壞和暴力鎮壓的真誠憤怒中重新獲得動力，並在他對1989年6月軍隊對無辜平民在北京的襲擊的強烈、身臨其境的敍述中達到高潮。

但是，Gargan反覆使用“不可避免”和“無情”並沒有很好地解釋那一年爆發的潛在緊張局勢。他未能證明改革派黨首趙紫陽的垮台和天安門大屠殺是不可避免的。那個春天的事件是由於一系列事件的驚人巧合。在許多時刻，我相信，抗議者或領導人本可以做出決定以避免流血。顯然，趙有一個強大的權力基礎，否則老一輩人不會花那麼長時間將他趕下台。

1980年代對中國來説是一個非凡的十年。它的封閉社會顯著開放，中央計劃經濟採取了許多市場措施。嚴格的馬克思主義被拋棄，至少在一段時間內，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改善。Gargan並不否認這些改善：他在關於農村生活的章節中描述了這些。但他談論的不是進步和改革，而是“變化”和“動盪”。

Gargan的悲觀主義，似乎因天安門鎮壓而得到合理化，讓他對中國未來得出唯一的結論：那將充滿暴力和混亂。他以引用一名學生低聲説：“在中國歷史上，總是有血。”結束。

我和許多人認為他太嚴肅了。儘管1989年的挫折，當前的壓制氣候無法長久地持續下去，鄧小平和他年邁的同事們也無法長存。中國人民經歷了太多，學到了太多，並且對自己的生計獲得了太多的控制，無法永遠被壓制。很難相信加根採訪的“數百名中國人”沒有讓他相信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