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男人和一個小女孩：一個爸爸留在家裏 - 彭博社

很長一段時間，我用那首搖籃曲哄我的女兒入睡。問題是，我總是把最後一句唱錯，直到我的妻子糾正了我。她説是“露水”，而不是“厄運”。這解釋了為什麼是她，而不是我，想出了那個讓我開始了非凡一年頭腦風暴。

那是1989年5月，我的第一個孩子瑪麗亞剛滿三個月。很快，我妻子的產假就要結束了。因此，我們的小家庭面臨一些問題，對於如今的雙收入家庭來説，這些問題已經很常見：我們是把這份純潔的希望交給託兒所？還是交給保姆？

爸爸媽媽。兩者似乎都不合適，因為我們都渴望在撫養瑪麗亞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我們也在想，維持兩份收入是否值得。我們布魯克林社區的保姆最低收費是每小時5美元。這至少是每週250美元，每月1,083美元，每年13,000美元。所有這些讓我們陷入了困境：我的妻子，一名社會工作者，是否會辭去她的工作來照顧瑪麗亞？還是我會辭去我的工作？

然後我妻子想到了一個主意：如果我們各自説服老闆讓我們兼職工作呢？當我工作時，我妻子會和瑪麗亞在一起，反之亦然。這樣我們都可以追求事業，保持經濟獨立，最重要的是，享受與瑪麗亞的很多時間。

在説服我的《商業週刊》老闆將我的工作時間和薪水減少兩成後，我感到一陣熱情和自豪：我是這本雜誌的第一位爸爸媽媽。但不久後，焦慮感就襲來了。我是否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如果我花更多時間做爸爸而減少編輯時間，這對瑪麗亞有什麼好處呢——只是為了做爸爸而失去薪水？我是否越過了一條只有我的僱主能看到的界限，進入了某種危險區？

無論好壞，到了勞動節，我開始在父親軌道上邁出第一步。最糟糕的時刻發生在那第一週，當時我帶瑪麗亞去打疫苗。我們等候時，我在想是否應該用兒科醫生的電話給我的老闆打個電話，我曾承諾每天與他溝通。但隨後醫生叫了瑪麗亞。疫苗接種引發了一陣哭泣，無論是配方奶還是稀釋的蘋果汁，或是任何安慰都無法平息。我的褲子口袋裏塞滿了奶瓶，懷裏緊抱着哭鬧的瑪麗亞，我努力給醫生寫支票——並擔心那天是否還有機會與我的老闆溝通。第一課：一天只做一份工作是我能應付的極限。

在辦公室，我不需要學習新工作，生活顯得輕鬆多了。然而有幾次我感到困惑。一次我在男廁遇到一位同事，他是我父親那一代的真正紳士。“那麼，”他問，“你在空閒時間閲讀《世界百部偉大書籍》嗎？”呃，是的，如果你把《厄爾尼諾的洗澡書》與《老人與海》放在一起排名的話。

在家裏，我慢慢適應了事情。有一天我特別清晰地記得。那是去年8月3日，一個星期五。瑪麗亞和我早早出發去海灘，我找到一個公用電話，給辦公室打了早上的電話。瑪麗亞在我肩上，我凝視着海洋，討論當天的頭條新聞，科威特的入侵。當然是可怕的消息，但對我來説，那天世界的所有元素似乎都處於完美的平衡之中：事業與家庭，工作與愛。

保持平衡。如果世界能停止轉動就好了。隨着我在《商業週刊》部門的重組，我妻子在幾個月內懷上第二個孩子的消息讓我們清楚地意識到，我們無法繼續維持這種平衡。一個月內，我妻子辭去了工作，而我又回到了全職工作。

有些人説我仍然在“爸爸軌道”上。因為正是我與瑪麗亞的一年使我在職業生涯中做出了最艱難的決定——拒絕一個讓我更少時間陪伴瑪麗亞和於2月19日加入我們的蒂莫西的晉升。正如經濟學家所説，機會成本似乎太高了。

現在，做出一個決定是一回事，而確保這是正確的決定又是另一回事。所以我仍然在想：我是否已經駛入了自己的厄運之海？我會後悔我放棄的機會嗎？到目前為止，我可以報告，一切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