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失落一代 - 彭博社

幾乎從任何角度來看，日本都回來了。經濟以每年2%的速度增長，公司利潤飆升，土地價格上漲。與此同時，失業率降至4%，日本公司開始重新招聘，許多大學畢業生獲得了多個工作機會。突然間，未來對新一代日本人來説看起來光明。

試着告訴佐田秋仁這一點。這位31歲的合同工在宅急便公司大和運輸工作，每月僅賺1100美元，負責分揀包裹——這大約是日本全職員工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一。雖然這比他六年前找到這份工作時有所改善，但仍不足以讓秋仁負擔得起自己的住所，因此他住在東京市中心父母的簡樸家中。“我不得不稍微降低我的期望，”秋仁説，他於2000年獲得海洋生物學學位。“但如果我一直等着全職工作，我可能會永遠在等待。”

如果上漲的潮水能讓所有船隻浮起，那麼為什麼像秋仁這樣的數百萬日本人卻在原地踏步？有一整代人在20多歲和30歲出頭，他們是在日本所謂的失落十年期間成長起來的，這段經濟停滯的時期始於2003年開始緩解。在那段時間裏，隨着日本公司進入收縮模式，年輕人面臨着被稱為“招聘冰河時代”的局面。許多人為了維持生計而接受臨時工作或兼職工作，但希望最終能夠進入日本企業的主流就業。然而，他們卻被新畢業生所取代——在一個仍然重視終身就業並對中途跳槽持負面看法的國家，這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

這個羣體被稱為“失落”或“受苦”的一代。根據內務省的數據，約有330萬年齡在25至34歲的日本人以臨時工或合同員工的身份工作——這一數字比10年前的150萬有所增加。這些年輕人在注重等級的日本獲得了各種不太理想的分類。他們可能是契約社員，或合同工，通常工資低於全職員工，福利較少，工作保障微薄。或者他們是派遣社員（由臨時機構僱傭的人）；自由職業者（那些從一個低端工作跳到另一個低端工作的人）；或者在底層的NEETS（一個源自英國的縮寫，代表未就業、未在教育或培訓中）。這些人的困境是最近一部名為派遣的品格的電視劇的主題，講述了一位二十多歲的臨時工，儘管擁有豐富的資格，卻必須忍受全職同事的傲慢。

技能短缺

隨着日本經濟的復甦，你會期待失業人口迅速減少。但代理和合同工的數量仍在增加。為了在艱難時期促進就業，東京使公司更容易增加臨時員工。現在，即使在經濟繁榮時期，大僱主也不願意將這些人轉為正式員工。

為了辯護，日本公司表示，失落一代的人並沒有能力進入企業世界的中層。“無論公司多麼想從這個池子中招聘，許多30出頭的人就是沒有所需的技能，”第一生命研究所的高級經濟學家長瀨俊宏説。僱主們還擔心，自由職業者從一個工作漂流到另一個工作，忠誠度可能不如那些希望通過努力工作向上爬的有抱負的畢業生。

這些數百萬年輕人面臨的生活與他們父母的生活截然不同。對於日本戰後嬰兒潮一代來説，工作提供了確定性，促使他們成家立業。然而，面對不安全感，許多日本的二三十歲年輕人既沒有結婚也沒有生育。2005年，結婚人數降至714,000，遠低於1970年代的超過100萬。這可能會加劇日本的出生率下降，而日本的出生率已經是發達國家中最低的之一。“你得不到產假工資，而且沒有工作可以回去——這很困難，”30歲的池田雅子説，她在東京的一家視頻遊戲公司工作，但由一家人力資源公司僱傭。

這一代人還遭受更多的心理疾病。根據日本生產性經濟發展中心的一項研究，去年30多歲的工人佔所有抑鬱、壓力和與工作相關的心理殘疾病例的61%，而2002年這一比例為42%。負責該調查的精神科醫生小田進説：“由於工作不安全帶來的焦慮，這些人出現問題是很自然的。”

像根橋和池田這樣的人的命運讓日本經濟學家感到擔憂。如果失落一代的成員無法找到更高薪的固定工作，他們將沒有多少零花錢可花，也沒有資金可以存起來以備老年使用。瑞士信貸集團（CS）估計，如果這些人的數量在未來三十年保持在當前水平，他們可能會給日本納税人帶來每年670億美元的退休和醫療保健成本。

東京正在意識到這個問題。去年，它設定了減少非全職員工數量的目標，併為每位新僱傭的25至34歲自由職業者提供2500美元的補貼。而在九月份，衞生、勞動和福利部公佈了幫助NEETS加入勞動力市場的項目。它計劃將NEET外展中心的數量增加到50個，中心由心理學家和職業顧問組成，並將培訓學校的數量從目前的25個增加到40個。“政府終於意識到它面臨着危機，”位於東京郊區的文科學習合作網絡的主任佐藤洋作説，該非營利組織每年獲得20萬美元的公共資金，用於提供針對年輕人的培訓和安置服務。

一些公司也在積極參與。自2001年以來，豐田汽車公司（TM）將短期合同工的數量增加了三倍，達到10,000人，去年將943人轉為正式員工，並計劃在明年三月之前再轉為1200人。電話公司日本電信電話公司（NTT）和快時尚零售公司，優衣庫服裝連鎖的擁有者，也宣佈了類似的計劃。

不滿的隊伍

與此同時，一些不滿的日本合同工正在以傳統方式推動變革。電子巨頭佳能公司（CAJ）正處於聚光燈下，因為32歲的臨時工大野英之在公司位於東京附近的宇都宮工廠組織了17名其他臨時工成立工會。他的不滿是：在工作七年後，他仍然是由代理公司僱傭，而不是佳能。大野每月賺2200美元，負責為用於製造半導體的複雜機器拋光玻璃鏡頭，他表示自己已經五年沒有加薪了。“我聽説我的工資幾乎是同齡正式員工的一半，但我儘量不太在意，”這位兩個孩子的父親説。然後，大野在報紙上看到佳能可能違反了勞動法，因為在他與公司多年合作後沒有為他提供正式職位。這促使他向勞動標準辦公室提出投訴。

儘管利潤不斷增長，佳能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外部幫助。2006年，它的合同員工增加了19%，達到37,000人；正式員工增加了4%，達到50,753人。佳能拒絕對大野的案件發表評論，但表示它公平對待臨時工，並遵循所有勞動法。

大野表示，這場爭議在他工作的工廠中造成了臨時工和正式員工之間的裂痕。在他提起訴訟後，地面上貼上了膠帶，以劃定正式員工和臨時工之間的界限。“我們以前都是一起工作的，”大野説。“但現在他們甚至不説‘早上好’。”

作者：伊恩·羅利和健二·霍爾，東京的田代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