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我軍比西方軍隊承擔更大犧牲和社會責任

在全國人民抗擊雪災的戰鬥中，參與其中的解放軍和武警官兵再次吸引了全中國人民的目光。可以説，沒有軍人的參與，就沒有這次抗擊雪災的勝利。每當重大的災難來臨，為什麼衝在最前面的總是我們的子弟兵？在世界範圍內，這是不是一種普遍現象？這和我們這支有着80年曆史的人民軍隊的性質有着怎樣的關係？就這些問題，記者採訪了軍事科學院軍隊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長公方彬。

記者：公副所長，在最近的抗雪災的報道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身穿軍裝的官兵們頂風冒雪排除道路結冰、維護機場車站秩序的場面。而我們也不難發現，每次遇到大的災難，我們的人民軍隊總是義無反顧地衝在最前面。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然清晰地記得10年前的那場大洪水中，我們的解放軍和武警官兵以血肉之軀對抗洪水的壯舉。您覺得這和軍人這個特殊羣體的性質有着怎樣的關係？

公方彬：我軍是一支黨的軍隊、國家的軍隊、人民的軍隊，在80年的成長曆程中，形成了“聽黨指揮、服務人民、英勇善戰”的優良傳統。結合其性質和傳統分析這種行為，便很容易弄清問題的實質。既然是一支以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為天職的軍隊，既然受黨的絕對領導，那麼，在人民的利益需要維護之時，在黨提出要求、下達命令之時，自然應義無反顧，奮勇向前。

不僅如此，由於我軍長期堅持維護人民的利益，並且生動而又豐富地表現於社會生活與行為習慣，從而保證了一代又一代的軍人自發傳承，尤其是這已經積澱和凝結為以“使命、忠誠、紀律、犧牲”為特質的核心價值觀。這種深印於一個集團的精神世界的核心價值觀，自然而然地影響和導引着每一個加入到集團中的青年人的價值取向。

除此之外，廣大人民羣眾的價值判斷也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導向性力量，無形中影響着這支軍隊內每個成員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這就是“關鍵時刻還是要靠解放軍”這句許多年前社會上流傳的話語，是實踐經驗的總結，是對軍人道德行為、道德形象的讚譽，同時也形成為道德標準和道德要求。

以見義勇為為例，作為一個平民百姓，即使逃避，未必受到多大的責難，但是一個身着軍裝的軍人沒有衝上去，人民羣眾則無法接受，甚至公交車上的軍人在很疲勞的情況下仍必須讓座，因為人們耳熟能詳的雷鋒故事中就是這樣表現的。

記者：在很多人腦子裏，軍人更多地是和戰爭聯繫在一起的，他們的使命更多的是保衞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但是，為什麼在大的災難面前，軍人也同樣需要承擔如此重要的使命？災難和戰爭之間，有什麼聯繫嗎？

公方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屬於人民。它的任務是鞏固國防，抵抗侵略，保衞祖國，保衞人民的和平勞動，參加國家建設，努力為人民服務。”黨的十七大報告要求國家的武裝力量，必須“更好履行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的職責使命。”要求軍隊“繼續為經濟社會發展作貢獻。”所有這些意味着的必然是軍隊有責任、有義務承擔起像這次抗雪災一樣的責任和義務。

至於你提出的災難與戰爭的關係，對於軍人二者有共同點和特殊要求。實質上，二者都是一種強力挑戰，面前這種挑戰，關鍵看誰能有效應對。戰爭是人類最高的競技場，是人類社會發生的集團與集團的衝撞，要保證獲得勝利，必須依靠組織嚴密、戰鬥精神高昂，且訓練有素的集團來承擔。

災難也是一種高強度的挑戰，只不過是自然界向人類發出的挑戰，是自然力與人力的較量，既然到了災害的程度，説明自然力量已經達到很高的程度，非個體或弱小組織能夠承擔。這就需要擁有其他社會羣體難以比擬的組織力與戰鬥力的軍隊來承擔。

記者：公副所長，如果我們放眼其他國家的軍隊，當其他國家發生了比較大的災難，他們本國的軍隊是否也需要承擔抗災救援的任務？我們是否可以説，在整個世界範圍內，軍隊都是抗災救援中最重要的力量？

公方彬：世界大多數國家，在面臨巨大災難之時，軍隊都要承擔起拯救災難的責任，並且是承擔其中最危險、最艱鉅的任務，所以有此共同點，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軍隊乃國家力量，也是人民養育的武裝集團，其必須滿足國家和人民的需要；二是軍隊有很強的組織性、紀律性、突擊性，這相對於災難的突發性特徵，軍隊更富有應對能力；三是征服災難藴含着巨大的危險和犧牲，雖然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有相應的社會責任，但那屬於道義上的要求，至於選擇逃避，或是擔當，全賴於靈魂深處的道德感。軍人則不同，再大的危險，只要軍令下達，則無法逃避，這其間並不僅僅表現於道德觀念，還包括法的迫使。

諸多原因決定了，面對災難，衝上去的必然是軍隊，必然是軍人。這也是軍隊所以能夠產生更多的英雄，所以能夠形成崇高精神和優良道德品質的主要原因之一。

記者：我看到過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對1998年那次大洪水中中國軍人的表現記憶猶新。文章中説，在現場，可以看到將軍站在水裏和戰士一起扛沙包，如果不看肩章，甚至很難分辨出普通士兵和高級軍官。在關於這次雪災的報道中，我們又從電視上看到將軍和戰士們一起在高速公路上清除積雪的場面。

公方彬：我軍政治工作突出強調的一個方面便是軍官模範帶頭。正是由於有了這樣的價值判斷，決定了將軍與士兵一同除冰雪，一起扛沙包，不足為奇。當然，這並不意味着放棄高級軍官的職責要求，而是要看什麼情況下與針對什麼樣的事情，假定走上戰場，那麼將軍就不能和士兵一起衝鋒，而是擔負自己應有的使命。

記者：那麼在您看來，這樣的傳統對我們這支有着80年曆史的人民軍隊有着怎樣的意義？

公方彬：至少存在兩大意義，一個是保持一支軍隊的政治品格的需要，另一個是保持軍隊戰鬥力的需要。

從前者來看，每一支軍隊都有自己的品格和價值實現方式，既然我軍從成立之日起，所堅持的宗旨便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那麼就不應改變這種已被歷史證明的傳統。從後者來看，我們這支軍隊為什麼有着強大的戰鬥力？很重要的一點是解決了利益區分問題，弄清了“為誰當兵，為誰打仗”。因為利益具有導向性、根本性，並且是最重要的價值判斷標準之一。因此，為誰的利益而奮鬥，標誌着不同軍隊的不同價值取向，進而產生不同的精神力量。

可以肯定，我軍80年的成長曆程圓滿實踐了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的性質和宗旨。這種“人民利益高於一切”，既反映於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相一致之時，也包括髮生矛盾需要作出犧牲之時，既包括革命戰爭年代，也包括進入改革開放後，包括髮展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各個歷史階段。

從目前我軍的道義特徵看，犧牲最徹底。比如遭遇生命威脅之時，是勇於面對，還是逃避，價值評判並不相同，社會各階層的人都擁有緊急避險的權利，但軍人沒有。這一點世界軍隊有相似性。但在犧牲邊界的劃定上，我們這支軍隊顯然比西方軍隊廣泛得多。西方社會不會要求軍人作法律和職責範圍外的犧牲，而我軍則要承擔更多的犧牲和更大的社會責任。

軍人認同了這種犧牲，接受了這種犧牲，因而獲得了精神的昇華，進而產生了無盡的力量。道理不難理解，無私者無畏，超越自身利益者，才會作出最大的犧牲，才會義無反顧，決絕前行。（本報記者 潘婷）

責任編輯：郝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