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弱國也可有外交 中國不能過分崇拜硬實力
作者:张加军
“弱國無外交”是20世紀中國的流行話語,曾經是激勵中國人自強的著名格言。很少有人想過,它其實同西方話語霸權有密切的聯繫。從19世紀末以來,所謂“弱國”的分類大致有兩種:一是衰落的“傳統大國”,奧斯曼帝國和中國常常被認為是典型代表;二是地緣政治意義上的小國,比利時、盧森堡,甚至瑞士都可列入此類。所謂“無外交”並非指不參與外交,或者缺乏外交藝術,而是指在國際體系中沒有發言權,對國際地緣政治缺乏影響力。“弱國無外交”在“戰爭與革命”為主題的國際關係體系中十分突出。
然而,二戰後“弱國有外交”已經得到長足進展。到目前為止,弱國獲取外交影響力的途徑主要是通過地區性的一體化運動來實現的。其中最成功的是歐洲這個國際強權政治理論和實踐體系的發源地。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歐盟成員國的利益訴求在歐盟體制內部得到的體現,已經大大超過其在體制外能夠達到的水平。相反,強國的利益訴求卻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在我們的近鄰也有成功之例,比如東盟。很多小國,比如新加坡,在世界事務中開始發揮越來越重要的外交作用。
過於崇拜硬實力 顯然是受西方中心論影響
中國人往往將“弱國無外交”看成是國際關係發展的不可逆轉的規律,對硬實力過於崇拜,這顯然是受到了西方中心論的影響。自嚴譯《天演論》問世以來,中國的知識精英一反傳統儒家重“和合”的思路,開始對政治權力頂禮膜拜。在國難當頭的壓力下,中國維新派苦苦思索的救亡圖存之道,卻突然在“進化論”中找到了所有答案:落後就要捱打原來是有“科學”根據的,這個世界的規律就是弱肉強食。
弱國無外交”的立論基於兩個理論體系:一是西方中心論的“世界史”觀;二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西方中心史觀的核心是直線歷史發展階段論。它設想人類歷史不但有明確方向,而且有預設的終極目標。這顯然是基督教傳統的本體論與目的論相結合的救贖史觀。所以中國非但是“弱”而且是“積弱難返”。其實,這種世界史觀是歐洲在上升階段中自行創造的新意識形態。在“中國禮儀之爭”的康熙時期,這個觀念尚未在歐洲形成。所以,當時的中國並不被歐洲人視為弱國。但從19世紀以來,這個歷史觀開始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將人類歷史發展“科學地”劃分為先進和落後的階段,並全然以西方的價值觀為劃分標準,再加上種族優劣論,於是新的“現代”概念應運而生。
鑑於基督教傳統的善惡二元論思維方式,“現代”必須要有對立面,所以“傳統”就逐漸演變成了“現代”的死敵。中國人在鴉片戰爭後的節節失利被誇大成整個傳統文化的劣勢。凡是傳統的就是弱的。以歐洲為現代,中國就突然成了中古,以歐洲人為文明人,中國人就成了蠻族。然而,按照西方中心論,只有歐洲以外的“傳統”才同“現代”截然對立,而歐洲自身的“傳統”,無論是生造的,還是確實存在的,仍然是西方現代性的寶貴思想財富,否則就不會言必稱希臘和羅馬。更有甚者,中國的“弱”還有種族因素。庸俗進化論認為中國人連人種也不如人家強。總之,西方中心史觀披着科學外衣打入中國知識界,成為評判“強”和“弱”的唯一參考座標。歐洲中心論在今日的歐洲已經難以為繼,但在中國仍然保有一塊核心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