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踩剎車何談剎車失靈

作者：孟波(資深評論員)

奶粉危機事件，引發各界反思。最突出的反思有兩種，一種將危機界定為“制度失靈”，從而呼籲制度重建。另一種將危機界定為“市場失靈”，從而呼籲道德重建。然而在我看來，目前這場公共危機，既扯不上制度失靈也扯不上道德重建。

制度失靈，是指制度執行後仍然沒有效用。其前提是，現有的制度已經嚴格執行。

此次，奶粉危機究竟是一種什麼狀況呢？首先是隨機執法制度沒有執行好。三聚氰胺等有毒有害物質固然不是日常食品安全檢驗對象，但是，執法部門依然有義務根據實際情況進行隨機抽查。2007年4月11日，CCTV《焦點訪談》曾經報道過牛奶摻進蛋白粉的報道，相信執行部門不可能不獲悉。同時，據新華社報道，由於中國出口美國的寵物食品添加三聚氰胺引起美國的家養貓狗死亡，國家質檢總局曾於去年5月進行專項抽查，抽查範圍包括奶粉、液態奶等12類800個批次。也就是説三聚氰胺早已進入質檢部門的視野，並且曾經進行過抽檢。至於為何未檢出，我們不得而知。

再者，免檢制度的修正機制嚴重空轉。免檢制度固然有問題，但不足以致命。《產品免於質量監督檢查管理辦法》第8條明確規定：“用户、消費者有權對免檢產品進行社會監督。”今年3月三鹿集團多次接到消費者反映奶粉問題。6月，有消費者向國家質檢總局網站留言投訴。7月，甘肅一家醫院通過電話向省衞生廳報告，嬰兒患泌尿系統結石病例明顯增多，食用的均是三鹿奶粉……如果這些“社會監督”能夠得到重視和反饋，相信奶粉危機不至於蔓延到如此地步。

因此，奶粉危機談不上“政策失靈”，它完全是政策執行問題。正如，如果根本就沒有踩剎車，何談剎車失靈？

此次奶粉危機也扯不上道德重建問題。

9月16日，日本販賣毒大米的老闆中川昭一自殺，讓深陷奶粉危機的國人感慨良多：中國缺少一種恥感文化，道德重建刻不容緩。其實，正如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所説，這種自殺文化是一種需要外力推動的恥感文化，並非源自信仰和自我約束的罪感文化。這種恥感文化在沒有外力的作用下常常失效。主動謝罪固然是倍感羞辱，但何嘗不是基於命運的自我預期。他很明白不論他謝罪與否，接下來法律都會給他一個了斷。

這種恥感文化，在中國並不缺乏，中國缺乏的只是產生恥感的外界壓力。法律懲戒，媒體批評，社會評價等都未能執行到位。套用朱學勤先生一句話，我們生活在一個有悲劇，卻沒有悲劇意識，有恥辱，卻無恥辱感的時代。原因何在？製造悲劇者，沒有代價或者代價太小，製造恥辱者，不受懲罰或者懲罰太輕。

對於奶粉危機，我不反對反思，但我認為目前緊要的不是反思，不是制度重建，不是道德重建，而是把現有的制度和法律實實在在地執行好。

海恩法則説：“每一起嚴重事故的背後，都有29次輕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隱患。”抓住一個先兆勝過一千次反思；消滅一個隱患，勝過一萬次“重建”。

反思太多，執行太少；説的太多，做的太少。中國的不少事情都是這樣，是改變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