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國家所有制下不能產生真正企業家

馬國川

“一個堅定的市場價格論者”

經濟觀察報：中國有一批經濟學家是伴隨着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同時他們又以自己的方式推動着改革開放，你就是其中的一員。

張維迎：這不奇怪，因為中國的改革不是按照一套縝密的計劃展開的，而是邊摸索邊前進。在改革開始的時候，我們這一代經濟學者中有許多人還不知道經濟學是何物。恢復高考那一年，我報考的是西北大學中文系，錄取時被調到新成立的政治經濟學系，學的就是傳統政治經濟學。西北大學缺少像北大這種師資結構，沒有教西方經濟學的。畢業後我考取了本校的研究生，學的專業還是政治經濟學。如果不是偶然的機遇，我的思想不會有徹底變化。

經濟觀察報：什麼機遇？

張維迎：1982年2月在西安召開了全國數量經濟學年會，這次年會是我國經濟學界突破傳統經濟學束縛、取得重要發展的一個里程碑。我們西北大學是主辦單位之一，我作為工作人員參加了會議。那時我23歲，被推選代表小組到大會去發言，講的是“馬克思主義和數量經濟學關係中的幾個理論問題”，引起了很大爭議。

經濟觀察報：記得茅於軾在一篇回憶文章裏説，你的發言給他印象很深刻。

張維迎：茅於軾、楊小凱、田國強這些人我都是在這個會議上認識的，我受他們的影響很大，尤其是楊小凱和茅於軾先生，茅於軾講的擇優分配原理對我的啓發很大，使我對學習現代西方經濟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同時也模糊地認識到過去大學四年學的政治經濟學有問題。會後，我在西安一家專門賣內部書的外文書店買了英文版的薩繆爾森 《經濟學》和台灣翻譯出版的JohnDue與RobertClower合著的《中級經濟分析》。我就以這兩本書為藍本，自學現代經濟學。同時我還組織了六位志同道合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辦了個 “讀書班”，系統地自學《微觀經濟學》。每週我們聚一個下午，我來主講。你要給別人講，你自己首先搞明白。這樣半年多下來，“老師”的角色迫使我把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的基本理論進行嚴格推導，真正搞明白了微觀經濟學的核心——“價格理論”。同時我也在看另外一些書，包括熊彼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民主》，還有英文版的《經濟發展理論》，等等，慢慢形成了對市場概念的一個基本理解。到1983年底的時候，我腦子裏的市場經濟概念有兩個重要的東西，一個是價格信號，一個是企業家。

經濟觀察報：大概在“讀書班”前後，你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文章《為錢正名》，也引發了一場風波。

張維迎：那是讀書班之後的事情。文章是1983年8月發表的，這是我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我提出在一個正常有序的社會里，錢是社會的一個獎章，你能多賺錢，説明你對社會多做貢獻，所以不應該回避錢，把它看作壞東西。文章發表後趕上“反精神污染”運動，全國掀起一場針對我觀點的大批判，《中國青年報》等報紙整版整版的批駁文章，文章還被陝西省的某位主要領導點了名。西北大學校方承受巨大壓力。學校研究生處處長把我叫去，説：維迎啊，黨和人民培養你這麼多年，你怎麼能寫出這樣的文章來呢，再説了，發這樣的文章，也沒找領導報批，這怎麼行呢！在北京的茅於軾先生則來信勉勵我説，任何微小的觀念進步，都會遇到莫大阻力；改革中的新觀念，總會被自認為一貫正確的舊觀念視為大逆不道。我回信説，會等到他們向我道歉的一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