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慎言恰能構成有力制衡

當布什政府推出7000億美元救市方案時，100多名美國經濟學家署名反對。他們反對什麼？僅僅是一個救市方案嗎？不是。經濟學家所反對的，從本質上來説是經濟學和經濟學家自身最根本的侷限性——理性不足，反對的聲音恰恰體現了觀點多元化對人們自身理性不足的彌補。經濟學家的反對聲音有助於政府剋制對自身理性的幻想，並有助於政府認識到自身的侷限。

毫無疑問，現在全球正面臨着一場巨大的金融危機，甚至可能演變成一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華爾街的神話在人們面前轟然倒塌，大量的財富灰飛煙滅。投資者也好，企業家也罷，個個都極度沮喪。前路漫漫，是否還有足夠的信心和勇氣？危機是否可以提前預示？提前避免？經濟學家們開始進入沉思。所幸，現在的經濟學已不是費雪時代的經濟學，現在的經濟學家也比費雪更謹慎。當年費雪做出足以毀滅其一生的財富和幸福的預言，已經深深烙入現代經濟學家的腦海。稍稍明智一點的現代經濟學家，已不再輕率發表預測性言論。但這不等於説經濟學家就該躲進書齋，迴避對經濟現實的看法。

很多人都問同樣的問題：經濟學家是不是很沒用？每次危機來臨，似乎都無法預料，也都缺乏特效的應對方案。在一般人看來，經濟學家就應該和高明的醫生一樣，藥到病除。尤其是，很多人幻想經濟學家應該就是隱士般的老中醫，只要一搭脈，或者如小説中所寫，只要搭根紅線，就能夠判定病人的病情。讓人失望的是，再厲害的經濟學家似乎都缺乏這種本事。每一次危機來臨，經濟學家們都還在猶豫，並且非常謹慎的判斷經濟趨勢。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是，研究越深刻、知識越豐富的經濟學家，言談則越謹慎。當某一項對老百姓或者企業家有重大影響的政策出台之前，總會面臨一些經濟學家的反對。

經濟學家的這種懷疑態度並不表明其一貫的與人作對的立場。這種懷疑只不過是經濟學家慎言的體現。如同人們常説的，知道得越多，反而越感覺自己的不足。當布什政府推出7000億美元救市方案時，100多名美國經濟學家署名反對。國內一些人就此發表文章，要麼盛讚這些經濟學家的“良知”，要麼批評這些經濟學家的“無知”。前者的理由是，市場有其自身的波動和內在調節機制，政府救市只會幫倒忙；後者理由則更為可笑，認為保爾森和伯南克原本就是對金融市場和貨幣政策理解極為深刻的專家學者，而署名反對的經濟學家們多半不懂貨幣金融。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實際上都在用某種過激的言論來博得眼球而已。

這些經濟學家反對什麼？僅僅是一個救市方案嗎？其實不是。如果布什政府推出一個不救市的決定，同樣會遭致另一批經濟學家的反對。白宮無論推出哪種政策，都會面臨反對的聲音。經濟學家所反對的，從本質上來説是經濟學和經濟學家自身的最根本的侷限性——理性的不足，反對的聲音恰恰體現了觀點多元化對人們自身理性不足的彌補。所謂三個臭皮匠頂上一個諸葛亮，就是此意。國內的一些人恰恰沒有理解觀點多元化的重要性和本質。一聽到有反對聲音，就以為這些經濟學家在不顧老百姓死活的前提下來維護對市場的信念。這恰恰是對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不理解。也許這些人已經習慣於一種聲音的世界，只要聽到有不同的聲音，就表現出神經質。

實際上，經濟學家從來就沒有在經濟問題的理解上完全達成一致。能夠達成一致的，比如曼昆在其暢銷全球的經濟學教科書《經濟學原理》中所總結的十大原理，也僅僅是代表了經濟學家在一些最基本問題上的共識。而對於更多的經濟現象，經濟學家要達成共識，還有漫長的路要走。這種分歧恰恰説明了兩點：第一，現實世界遠比我們所想象的要複雜；第二，經濟學家也是普通人。這兩點其實也內在相關。如果這個世界非常簡單，那麼即便是普通人，也能夠給出很透徹的理解；如果面臨的是一個複雜的世界，如果經濟學家是超人，同樣也能夠給出清晰的解讀。遺憾的是，現實世界太複雜了，而經濟學家再怎麼不斷努力去創新知識，也只能試圖窮盡其中的某一個角落而已。

現在人們已經意識到，只要是人，就存在理性的侷限。在理性的約束下，即便習得深厚的專業知識，或許可以弱化該侷限，但也可能強化它。道理很簡單，越專業的人士，目光反而越狹窄，所謂一葉障目。經濟學家僅僅在自身的領域中體現出某種敏鋭性，水平越高的經濟學家這種專業侷限會越大。但相對於現實世界來説，每一項政策的出台都不僅僅是影響一個領域。以美國這次推出的救市方案為例，該方案看似救助房地產市場和華爾街，實際上同樣會影響到家庭和其他實體部門。但對於保爾森和伯南克領導的政策團隊來説，同樣會面臨專業的侷限，也就不可能窮盡所有可能的負面影響。100多名經濟學家的署名反對，恰恰是對布什政府救市方案的一種修正。也正是很多人的反對，才使得救市方案更加謹慎和完善。

天氣預報經常報不準，地震預測就錯誤更多了，但能否由此就斷定天文和地理學家都很沒用呢？天文和地理學家與經濟學家面臨的問題是一樣的：有限理性對複雜世界。正是這樣一個窘境在不斷推動着科學的進步。經濟學家知道自己的侷限而慎言，反映了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的逐步成熟。而經濟學家的這種慎言恰恰對政府構成了一種最有力的制衡，即經濟學家的反對聲音有助於政府剋制對自身理性的幻想，並有助於政府認識到自身的侷限。經濟學家的這種作用並不在於其是否是某某主義者，而在於其是否作為一個真正的專業人士。經濟學家的分工是多元化聲音的基礎，也是觀點制衡的前提。也正是這種分工，才使得各種過激的行為得以遏制。(周業安/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