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源於曾國藩？

有一種觀點認為，毛澤東制訂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與曾國藩的《愛民歌》是借鑑與被借鑑的關係，甚至是從後者演變來的。這種説法對嗎？本文在詳細考察“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產生過程的基礎上對此作了回答

關於二者關係的三種觀點

觀點一:借鑑説。認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直接淵源於《愛民歌》，二者有極強的借鑑與被借鑑的關係。持這種觀點的主要有宋樹理、劉金元、王泉初等學者。宋樹理在《毛澤東評點曾國藩》一書中説，毛澤東“效仿曾國藩治軍的《愛民歌》，制訂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顯示出了二者極強的聯繫性與借鑑與被借鑑的關係”。可是，宋樹理在強調二者的聯繫和借鑑時，沒有列出任何具體的史實。劉金元、王泉初在《曾國藩家府收藏的歷史性貢獻》一文中寫道:“在第一師範求學時，毛澤東曾將曾氏多則經典語錄抄於讀書筆記《講堂錄》上，他曾經也從蔡鍔編輯的《曾胡治兵語錄》中吸取愛民、愛兵、重視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教育)的精華，曾國藩曾作有《愛民歌》”，“毛澤東制訂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細細比較，二者從中有着借鑑與被借鑑的關係。”然而，這裏説的細細比較，只是二者字面上的比較，也沒有提出史實根據。

觀點二:參照説。比“借鑑”説更進一步的，是“參照”説，即毛澤東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參照了曾國藩《愛民歌》。

觀點三:影響説。與上述兩種觀點不同，另一些學者從中國傳統文化、湖湘文化對毛澤東的影響角度來討論問題，只認為《愛民歌》與“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之間存在某種可能的聯繫或文化上的影響。例如，國內著名的毛澤東研究專家李鋭在《三十歲以前的毛澤東》一書中探討早年毛澤東的思想發展過程時關注到了毛澤東與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曾國藩之間的某些聯繫。他説:“毛澤東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沒有豐富的中國文化作養料(包括曾國藩的言行)，就產生不出他這樣一個善於將馬克思主義原理同中國實際結合的偉大革命家來。”但李鋭只是概括地指出毛澤東對中國傳統文化養料的吸取，並未作無端推測，這表明他治學的嚴謹。歷史學者王子今在《毛澤東品題曾國藩》一文中探討曾國藩對毛澤東的影響時説話也很慎重，他認為毛澤東為紅軍制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曾國藩治軍經驗的某些影響。”王子今的這些話很注意分寸，同樣沒有作無端推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