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防建設不能失去傳統

今年年初的雪災、5月的地震救災，給中國國防建設提出了兩點有益經驗。

第一，在中國南方山地，水運仍是人力和物資投送最便捷、最穩定的通道。這個經驗提醒我們長江對於未來中國國家安全所具有的重大價值。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重視長江經濟價值的同時，卻忽略甚至削弱了長江的國防價值。毛澤東曾説：“中國統一，為河與外族進攻二事。”如果説“外族進攻”凝聚起中華民族的人心的話，那麼，“修河”則強化了中國內地的政治聯繫。河流是先於陸地和天空的航線，因而也是最古老和最不易受天災人禍影響的航線；也就是説，在所有的天災人禍面前，一般留下的直接可用的總是水運航道；這時，水航不僅是保證物資調運，同時也是軍事調運最基礎、最穩定的通道。正因此，它也就成了中國政治聯繫及由此產生的中國統一的最基礎的紐帶。

“交通狀況決定戰爭的成敗”，正是由於有了京杭大運河，才有了古代中國北方與南方的聯繫及由此產生的一次次國家統一戰爭；正是由於曾國藩控制了長江，才保證了近代中國的南北統一；正是有了長江，抗戰初期中國東南戰略物資才有可能在短期內實現向西南的大規模遷移；最後，正是由於毛澤東打過了長江，才有了當代中國的統一。

保證中國統一的最核心因而最具全局戰略意義的紐帶是中國長江。對此，西方海權理論創始人馬漢，從帝國主義的視角把話説得很露骨，他説：“對中國以及其他擁有海岸線的國家來説，海洋是發展商業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資交換國家通過對外接觸獲得更新，從而保持、促進它們的勃勃生機。長江對於上述情形頗具意義，因為它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將大海與其流域的心臟地帶連接起來。……一旦在長江流域建立起了勢力，就在中國內地擁有了優勢……誰擁有了長江流域這個中華帝國的中心地帶，誰就具有了可觀的政治權威。”馬漢的分析推進了我們對長江的看法，即中國長江不僅對於中國內部統一，而且對於抵禦“外族進攻”都具有重大的戰略價值。

目前，我們在長江修的許多水庫猶如一道道籬笆，而中國東西兩面只有長江可以天然貫通。在馬匹運輸有限且已經廢棄的情況下，自然水運如不再暢通，路陸通道和天空航線再因天災人禍而中斷，一旦國內出現大規模的突發事件，那我們就會因物力人力不能東西（東至台海，西至川藏）兩面及時調度而陷入重大安全困境。

第二，在汶川地震中，救災部隊遇到的問題和困難實際上也是對我們這些年新軍事變革成效的實際檢驗。我們看到這些年部隊的軍事裝備已非常現代化了，但汶川地震發生後，我們的救災部隊進入災區（也是另類“戰區”）的速度卻遲遲跟不上。這使人懷念起我們20世紀30年代的在湘贛川貴一帶作戰的紅軍和在貫通大西南交通線的建設中立下赫赫戰功的騎兵、鐵道兵、基建工程兵等兵種。當時我們的紅軍在川貴地區可以縱橫馳騁，靠的就是雙腳和馬匹運輸，非常靈活；而蔣介石的部隊則為重裝備所累、步步為營，非常笨拙，以至於毛澤東諷刺蔣介石“步步為營嗟何及”。60、70年代，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鐵道兵、基建兵已在川貴一帶的“三線”建設中積累了相當豐富和有效的鑿洞、開道和建築的經驗。但是，在同樣的地理環境中，今天我們部隊裝備技術含量大幅提升了，可部隊投入戰鬥的速度卻不理想，最早到達地震中心的不是現代化機械與信息部隊，而是徒步行軍的少數官兵。救災途中，我們的部隊進軍速度為裝備所拖延，裝備不能隨人而動，這大大限制了被視為部隊生命的機動性。

抗震救災中出現的這些問題使人不由反思：第一，今天我們的軍事變革是否有在重複20世紀30年代初的尊“黃埔”、輕本土，重理論、輕實踐，過於看重與國際“接軌”的形式，輕視與中國具體實踐條件的結合的傾向？第二，如果今天再次出現20世紀50年代那樣規模的西藏平叛行動，我們目前的現代裝備所表現的戰鬥力是否可以比那個時代更有效？第三，中國西部多山，將產生於並適合於歐洲平原的軍事技術及建立其上的大縱深集團軍推進的戰術應用於中國，是否合適？可以肯定，我們必須更多地依賴中國傳統的作戰方式。中國軍事變革不能將傳統中的“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潑出，要因地制宜，推陳出新：在西南地區，我們部隊應加強山地特種作戰的訓練；在西北地區，可更多地借鑑西方大縱深戰術；但在東部海區，則要更多地向西方海洋國家學習。

20世紀30年代我們的紅軍在西南地區的重大軍事挫折中認識到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即毛澤東思想，後來毛澤東回憶説：“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這次會議批判了教條主義。”胡錦濤同志指出：“用戰鬥力標準統一改革思想、衡量改革措施、檢驗改革成效”，那麼，2008年我們的軍隊在同樣的地方再次經歷了非常的困難，我們能否通過這次經歷，更深刻地認識到科學發展觀對於當代中國的重要價值，在積極學習西方軍事經驗的同時，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軍事變革之路，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課題。▲（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