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國際貢獻贏得世界認同

● 我們在全球事務中的威望和代表權的“含金量”，並不像國內一些媒體宣揚的那樣

● 中國還不太熟悉剛進入的國際環境,不太懂得如何以自己的努力和貢獻駕馭外部形勢,不太明白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歷史含義和戰略後果

我們確實在國際事務中缺乏高度的參與熱情

實事求是地講，作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常”之一，中國在這一重大國際組織中的話語權在很多時候是不如另外幾個大國的，廣義地説，我們在全球事務中的威望和代表權的“含金量”，並不像國內一些媒體宣揚的那樣或普通百姓以為的那樣，實際上，中國影響力的主要來源，仍然是以迅速增長和超大規模的經濟力取勝。

“中國人買什麼什麼便漲價、中國賣什麼什麼就降價”給人的突出感受是，照這種趨勢發展下去，再多幾個地球也不能填滿中國可怕的胃口，這種感覺無疑會帶來負面的、不受歡迎的印象。我的一個分析是，中國國內的經濟重心仍在、並將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繼續發揮主導作用，中國人的消費慾望、市場衝動和經濟建設的加速，特別是對外部能源、原材料日益增長的需求，還會強化外部世界對中國的消極印象。這是我們的外交部門不得不面對的一種局面，是我們的外交研究家和國際戰略制定者不得不大力增信釋疑的根本原因。

從另外的方面觀測，除開經濟利害關係和戰略考慮之外，我們確實在國際事務中缺乏高度的參與熱情，已有的一些貢獻和義務或多或少與中國的經濟驅動因素有這樣那樣的聯繫，或者是與“特殊內政”的外溢（如台灣問題、西藏問題、法輪功問題在海外引起的麻煩）相關。例如，中國外交部門最近幾年設立的特使和專門辦公室，如非洲事務及達爾富爾特使、中東問題特使、朝核問題六方會談中方辦公機構，都直接間接與我們的石油和安全戰略有關；中國倡導建立或作為重要成員的一些區域性合作形態，如“上海合作組織”、“湄公河流域多國開發合作”等，直接惠澤於中國西北、西南等邊疆地區的穩定與發展；中國外交官在許多場合，把“招商引資”、“推銷中國貨”，作為自己工作最重要的內容之一，而我們的外交外事部門，也常常把大部分精力和資源用於研判、處理中國公民及財產日益增多的海外風險和事故；中國代表在安理會和其他國際場合投下否決票的時候，遠遠少於贊成票和棄權，而為數不多的否決權使用通常與中國的戰略和經貿利益有關（尤其是涉及台灣問題）。

中國人國際意識的加強是一個遲早將到來的現象

全力保證本國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是改革開放以來最重要的政治任務，也是最重要的外交使命，它比起過去那種一味對外“輸出革命”、不管本國民眾需要的做法和想法好得多。對此，我沒有一絲一毫的反對意見。畢竟中國改革開放只有短短的三十年時間，相對於發達國家，中國自然還不太熟悉剛剛進入的國際環境，不太懂得如何以自己的努力和貢獻駕馭外部形勢，不太明白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歷史含義和戰略後果。譬如説，亞馬孫森林流域一些物種瀕臨滅絕的前景，非洲內陸小國盧旺達十多年前發生的種族間大仇殺，某些跨國界跨區域難民的生活狀態，對中國老百姓來説還是一些太遙遠、與己關係不大的事態。

然而，上述局面可能會逐步改變。一方面是因為外部世界對迅速成長的中國有更多的壓力或期待，另一方面中國人自己的世界公民和地球村一員的意識也在增強。我們必須想清楚一個道理：隨着中國的發展，隨着中國與世界相互依存關係的日益加深，中國的命運越來越緊密地與整個國際社會的狀態不可分離。

中國人如果想要自己生活得更美好，必須努力讓自己生活的這個世界也朝同一個方向發展。為此，必須做出符合全球五分之一人口份額的貢獻。假使説，我們現在的國際援助能夠達到整個GDP的千分之一左右，那就是每年三四十億美元的數額，一個可以比現在做更多的事情的數額；雖然它離一些發達國家承諾的捐獻還有很大差距（例如北歐一些國家目前把它們自己國家GDP的千分之七、八用於國際援助），但中國集中財力辦大事、辦急事的優勢，可以對國際關係中一些熱點和難點問題的緩解做出重要的推動。關鍵一點是，假使這些援助不斷增長，並不直接與中國的經濟利益或安全需求掛鈎，而是完全取決於國際組織的請求和國際危機的程度，由有公信力的國際組織加以支配和調度，而且中國公眾樂意見到這種情況的發展和延續，那麼，我可以説，中國到達了一個新的台階，真正是一個充滿慈善目光和全球責任感的風範大國和民族強者。

這裏最重要的，在於公眾的自覺意識，而不是光依靠政府的動員和調度。如果中國人在國際事務中，也體現出在四川大地震時出現的公民覺悟和自發創舉，中華民族就一定能為“和諧世界”的建設和當今世界各種重大矛盾的處理做出貢獻。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歷史也會證明，它是一個遲早將到來的現象，我們也應該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中國如何創造新時期的更多的國際公共產品？

提供公共產品，莫因善小而不為

中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要處理好這樣幾對關係。一是“大與小”的關係。所謂“大”，是指國際關係中大的貢獻，多邊會議上大的創意，大國關係中有示範效果的協定等，總之是容易讓人產生驚喜、相對過去而言有突破性進展的國際公共產品，如新的國際維和機制或新的全球貿易協議之類；但事實上這一類大的成功非常不容易，可能一個大國很長時間才做出一兩件這類公共產品。國際範圍更多存在的、相對容易的，是那些比較小的倡議、次領域的安排、局部的創新。但我們不要忽略後一類看似比較小的貢獻，它們能聚沙成塔、積小勝至大功，同樣能引導人類的進步和為國際社會做出貢獻。地中海小國馬耳他在60年代後期首創的“人類共同遺產”概念，新加坡和一些拉美中小國家在70－80年代對於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制定過程的推動，都是這方面好的事例。中國是一個進步很快的大國，但作為國際公共產品提供方的後來者，要虛心向包括中小國家在內的各國學習，要學會從小的地方做起，“莫因善小而不為”。例如，一個小的國際救援隊，一次加入國際NGO的志願行動，一筆看似與我毫無利害關係的，提供給邊緣國家或邊緣物種的捐款基金，都是中國人邁向重大國際公共產品提供方的具體步驟和台階。

二是處理好“遠與近”的關係。從中國既往貢獻的數量不算多的國際公共產品分析，它們中多半是提供給周邊地區，特別是一些鄰近國家。這些當然是必要的和優先的，但今後我們也應考慮向更遠更寬廣的國際範圍做出更大更重要的貢獻，如維和、環保、防治艾滋病等領域的東西。比較有信心地説，國人會逐漸理解它們的重要性，也願意增大責任；真正不太容易的，是那些看似與我無關的全球公共服務、物品和倡議，如對極地上空臭氧層空洞的防範遏制、對全球公民社會各種思潮和運動的引導梳理，或者是經濟上無利可圖的國際救助和慈善事業，對庫爾德族、巴勒斯坦族等瀕危民族的國際援助及政治安排等。提供後一種類的國際公共產品是更困難的事情，只能隨着中國從小康社會到中等發達國家的不斷過渡，隨着中國公民國際意識的不斷加強，中國才有可能加大投入分量和比重。但我想指出，外交工作必須先行一步、未雨綢繆，有相應的制度創新和資源準備。

三是處理好“破與立”的關係。未來中國作為世界強國可能提供的各種國際公共產品中，多數具有“補缺”的性質，即通過增加、改進國際公共產品的數量與質量，彌補現有體系的不足，如對國際糧農組織的援助及對非洲饑民的幫助，這屬於“立”的性質；但是，也肯定有一部分內容會與長期佔據國際體系支配地位、屬於國際公共產品主要提供方的西方發達國家發生矛盾，如對國際核資源管理規則的修正倡議，等等，帶有“破”的特點。現在歐美日對中國崛起的憂慮，相當一部分源自後一類情況；它們擔心強大之後並且佔有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人會用自己的方式改變世界。我們外交的實際工作也已經看到這種前景和一些“未言明”的防範，外交研究工作也要做出有針對性的探索，力爭中國站立大國行列的過程是一種“軟着陸”，使“破”與“立”之間保持順暢、平穩和均衡的對接。▲（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