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海外僑胞為中國帶來了什麼？

日前，多個“華僑華人與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紀念活動在北京、上海等地舉行。而環顧我們身邊，彩電、冰箱、小轎車、飯店……這些曾經的“稀罕物”，也與海外僑胞有着密切的關係。

給家鄉帶來“稀罕物”

記得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國，朋友之間聚會，見面後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坐幾路車來的？”另一方則答：“11路。”兩人會心一笑。坐11路車，其實就是走路來的。

打開國門之初，國內物質特別貧乏。城市公共交通遠沒有現在這麼發達，而自行車也不是每個普通家庭都能擁有的。那時候，自行車、小汽車絕對是“稀罕物”。

改革開放，是廣大華僑華人帶頭響應、勇於爭先。華僑、港澳同胞回鄉來了，為了解決交通上帶來的不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捐贈汽車。

在河南，從港胞唐憲國向家鄉滎陽縣僑聯捐贈3部麪包車開始，僅1984年到1986年間，省會鄭州就有22位華僑捐贈了汽車共56部。

除了汽車，很多華僑華人還捐贈尼龍布、化肥、化纖布、醫療設備、摩托車、冷藏櫃、農業機械等物品。

這些物品有的是直接從海外帶回來的。迢迢千里，旅途多奔波，他們不僅帶回來了家鄉人需要的傢什物件，還帶回來了那最淳樸的情誼。印尼的一位僑胞在闊別祖國30多年後，從印尼經香港回到羊城，不遠萬里，帶來了糖果、衣物、自行車等。

記者還清楚地記得，那時在中國的首都北京，有兩種特殊的“票據”，一種是外匯券，一種是僑匯券。長安街上的友誼商店是賣外匯商品的，使用的是外匯券；西便門的僑匯商店是賣僑匯商品的，使用僑匯券能從那裏買到免税商品。那時，若是能從這兩個地方買到進口的東西，小到香煙、打火機，大到冰箱、彩電，那還是一件十分榮耀的事情呢。

改革開放，直接給人們生活帶來影響的，是像電視機、洗衣機、縫紉機、收錄機這些“稀罕物”，在國內生產尚在起步階段時，它們就隨着海外同胞的歸來而較早地進入了一些家庭。

海外僑胞帶來的這些新物資，直接改善了普通中國人的日常生活。

“1美元”的飯店

國門打開，各種稀罕物質來了，海外的人也來往頻繁了。

1978年夏，國家旅遊總局向時任國務院僑辦主任廖承志求援，説北京飯店已經滿員，有一批外賓沒有地方招待。那時北京能夠用來招待外賓的飯店沒有幾家。

廖承志把自己的遠親、海外僑胞陳宣遠引薦了過來。經協商，雙方各投資1000萬美元，確定此合資飯店經營10年後，陳宣遠所佔有的49％的股份以1美元轉給中方所有。

1982年3月29日，第一家僑資參與合作的北京建國飯店順利竣工。此後，各種僑資外資飯店如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迅速在中國各地開花結果，到訪中國的客人們再不用為食宿發愁了。

這是改革開放後，僑胞回國投資的先鋒。因為這一步的成功，各個行業也開始借僑資之力，迅速發展起來。

30年來，華僑華人投資領域從最初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擴展到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從原先的僑鄉擴展到沿海，從沿海到沿江、沿邊和內陸，從東部到中西部，從而帶動了中國的全面對外開放。“中國製造”也走向世界，僑商及僑屬企業功不可沒。

現如今，回國投資早已成為海外同胞們的創業潮流。泰國華人青年商會會長李桂雄引用華人青年商會的統計數據説：“青年華商超過80%都已回到祖（籍）國投資合作。”

據不完全統計，海外華僑華人和港澳同胞投資創辦的企業約佔我國外資企業總數的70%，投入的資金約佔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的60%。

海外僑胞，為祖國建設帶來了必需的資金。

“三來一補”的來龍去脈

在廣東東莞，原來有個特有名詞叫“三來一補”。所謂“三來一補”即來料加工、來件裝配、來樣加工和補償貿易，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後發展起來的對外貿易方式。

據東莞市副市長江凌介紹，這個想法就是華僑華人建議的。“當時我們缺乏資金、技術、市場和產業基礎，華僑華人就建議我們利用比較廉價而豐富的土地、勞動力資源，在對外開放上先行一步，積極吸引承接海外的產業和資本。”

江凌説，在他們的啓發和幫助下，1978年，全國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在東莞虎門鎮落户。以此為突破口，東莞主動參與國際分工，把東莞逐漸打造成國際性製造業基地。

在之後的發展中，東莞市與眾多華僑華人深入交流，還吸取他們對培育城市文化、優化城市環境等方面的理念。

這樣的例子又豈止東莞一個，在浙江、在上海、在福建，在全國每一個有“僑”的地方又何嘗不是如此。

廣東省外事僑務委員會主任呂偉雄，曾在廣東中山任副市長7年。回憶起當年的時光，他感慨地説，華僑華人帶來的先進觀念對改革開放的順利開展起了巨大作用，大至市區的規劃，小至公廁的改造、垃圾箱的設置，中山取得的成就幾乎都離不開華僑華人在觀念上的推動。

共飲長江水，同唱黃河謠。共同的血脈，使眾多海外同胞參與到祖國的現代化建設中來，成為改革開放事業中有力的推手。

捐款贈物成為習慣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如果你到廣東僑鄉，每每看到最漂亮的建築，那一定是學校，是僑捐學校。

老僑胞們都有這樣的信念：“苦自己，也不能苦孩子。”“要給孩子們最好的教育。”所以，華僑的捐助，教育是最突出的。

20多年來，廣大僑胞在各地廣泛捐建“僑心、僑愛學校”。僅在廣東一地，就有近1.8萬所中小學校系僑胞捐建，汕頭大學、五邑大學、嘉應大學三所高等學府也是依靠僑胞的力量建立的。

最初的捐物，完全是饋贈式的。饋贈對象也集中在自己的舊友與親朋身上。慢慢地，隨着海外同胞的陸續歸來，為桑梓捐款捐物就成為眾多華僑華人多年的習慣。

1981年，祖籍河南滎陽的巴西華僑宋明義回來時，就向村大隊捐款4萬元，為村裏建了一幢小學教學樓，同時還給縣計委購買了一台計算機。不久，又斥資2萬美元在村裏建了一幢中學教學樓。後來，他還拿出6000元給村子打了一口井，解決了鄉親們的吃水問題；拿5000美元存入銀行，把利息設為獎學金，以此獎勵那些好學上進的孩子。再後來，他為了家鄉興辦旅遊事業，又捐款2萬元修建基本的旅遊設施；為了幫家鄉人脱貧致富，他乾脆出資20萬元和村裏人一起辦起了養雞場。

華僑的捐助，除教育外，還有修橋、鋪路、建醫院、辦福利等眾多方面。據不完全統計，改革開放30年來，海外僑胞、港澳同胞向中國內地公益事業捐贈總額已達700億元人民幣。據瞭解，改革開放以來，捐贈千萬元人民幣以上的僑胞有600多人。

令人感動的是，有許多僑胞、港澳同胞在資金困難時，仍然慷慨捐助。香港同胞田家炳先生生活十分節儉，晚年不惜賣掉別墅，自己租房住，把省下來的錢大部分捐給了祖國的公益事業，共計10多億元人民幣。他捐辦的教育、醫療、交通等社會公益設施，遍佈全國。

捐贈，表現出海外僑胞作為一支特殊的隊伍，是國家、民族、社會責任的勇敢擔當者。

今年7月，記者隨國務院僑辦組織的“海外僑商企業四川行”考察團考察四川災區，對僑商表現出的社會責任感有更切身的體會。

正大集團的謝國民，原來準備在四川農村做100多萬頭生豬的產業鏈，在考察災區以後看到人民生計成為問題，立即追加投資到200萬頭。世茂集團的許榮茂，以一個多億的投入來捐建100所鄉村醫院，為災區人民解決就醫難題。印尼金光集團的黃志源在考察期間很誠懇地希望當地政府給他一個鎮，整個鎮的重建由他來出資，涉及資金幾個億。

這種行為，這種擔當，這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怎能不叫人感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