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殺死了華爾街？

現在你很容易就會變成金融懷疑論者。且讓我們提醒自己，將我們帶進當前困境的金融創新，在不久前還顯得理由十足。

誰不想讓信貸市場為購置房產服務？因此，我們開始將真正的競爭引入抵押借貸領域。我們允許非銀行機構開展房貸業務，讓它們向有意購房但得不到傳統借款機構的人提供更有創意、更負擔得起的抵押貸款。

然後，我們允許這些貸款被集中包裝成向投資者出售的債券，在這個過程中成功實現了風險的降低。我們進一步把這些住房貸款的現金流拆分成風險不同的若干部分，為高風險債券的持有者補償更高的利率。

接着我們號召信用評級機構證明：由風險較低的抵押貸款支持的債券安全到可以由養老基金和保險公司來購買。如果有些人還是放心不下，我們又創造出衍生產品，允許投資者為債券發行人的違約行為進行投保。

如果你想展示金融創新的好處，那麼，恐怕再也找不到比這更好的實例。多虧了這些債券，讓成百上千萬一直被排擠的家庭擁有了自己的房產，讓投資者贏得了高收益，也讓金融中介機構賺足了服務費和佣金。

這項創新看來美得像一場夢——直到大約一年半以前，許多金融家、經濟學家和決策者還這麼以為。

然後，一切都轟然倒塌。近幾個月來，吞沒金融市場的這次危機埋葬了華爾街，也動搖了美國的地位。美國財政部被迫提出對被困金融機構的近萬億美元的救市計劃，讓此前新興市場的災難——像1994年墨西哥的比索危機或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相比之下都顯得小巫見大巫。

但到底錯在哪？如果我們的補救措施沒有對準真正導致危機的因素，我們新激發的監管熱情就可能在殺死有毒金融創新的同時，也讓有用的創新無法倖免。

問題在於可疑的對象很多。是那些居心不良的抵押貸款者誘使毫無疑心的借款者陷入了債務陷阱？或許是。但是，這些策略對放貸者本身並沒有意義，除非他們相信住宅價格會一直上漲下去。

那麼，也許罪魁禍首是上世紀90年代開始出現的房地產泡沫，以及格林斯潘領導的美聯儲不願意放走泡沫中的空氣。即便如此，債務抵押債券和類似債券快速膨脹的數量，也遠遠超過了維持抵押借貸的所需。信用違約互換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成了一種替代保險的投機工具，其總額則達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62萬億美元。

因此，各種類型的金融機構如果沒有在追求高收益時無所不用其極，這場危機可能不會達到現在的規模。可問題是，信用評級機構在做什麼？如果他們做好了自己的工作，及時發佈了風險預警信息，這些市場就不會吞噬掉這麼多的投資者。這難道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宏觀經濟決策者本來可以齊心協力，及時採取行動消除不可持續的鉅額經常賬户收支不平衡。那樣就不會有如此之多的流動性在市場上游來蕩去，靜候災難的出現。

但也許真正讓我們陷入困境的是美國財政部在危機爆發時處置不當。雖然形勢很不樂觀，但致使信貸市場失靈的卻是財政部長保爾森拒絕為雷曼兄弟提供救援。就在這項決策作出後，就連資金最充裕企業的短期融資實際也陷入了崩潰的狀態，而且整個金融體系也都無法正常運轉。

鑑於可能出現的後果，也許保爾森當時最好能剋制住自己的厭惡情緒，對雷曼採取已經加諸于貝爾斯登、AIG同樣的措施：拿納税人的錢救它們。這樣，華爾街也許可以倖存下來，而美國納税人也許可以避免支付數額更大的賬單。

也許，我們根本就無法找出導致金融體系在我們面前爆炸的單一原因。如果你還願意相信金融理智，一個能帶來些許安慰的想法是：這是一場“完美風暴”，一次需要許多星座同時連成一線才會爆發的非常罕見的災難。

那麼，對華爾街的驗屍結果會揭示什麼？這是個自殺案件？是謀殺？還是意外死亡？還是一次罕見的器官全面衰竭個案？

也許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

立法者為防止危機再次爆發所制定的法律和防範措施,，也因此必然難以擺脱效果不明顯而且無法確定的困境。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一旦這次危機消失在我們的記憶深處，我們還是會在將來某一天面對另一次大規模金融危機，你可以把一生的積蓄都押在上面。事實上，你也許會這麼做。

(作者系哈佛大學約翰·肯尼迪政府學院政治經濟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