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土地承包經營權有望大範圍加速流轉

新華網北京１０月２０日電（記者張崇防朱林）宣稱中國改革進入“關鍵階段”的中共在其一份重要政策文件中，宣佈允許約７．５億農民按照自願有償原則轉讓土地承包經營權。

根據１９日正式公佈的《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共正式授權農村居民向其他個人或公司流轉為期３０年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具體形式包括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以發展適度規模經營。

這份政策文件是在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閉幕一週後公佈的，被認為是新時期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標誌。３０年前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允許農户承包屬於集體的土地，它也因此被視作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

延續至今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儘管確保了“耕者有其田”，但也造成了土地過於分散和地塊過於狹小，難以達到規模經濟的最低要求，制約了農業生產力的提高，難以適應中國糧食安全的需要。

“中國農村發展的確面臨着一些繞不開的問題，小農經營的侷限性日益凸現。”中國社科院農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貴告訴新華社記者，現有的經營模式決定了農產品市場風險較大，食品安全監控相對困難，也不利於動植物疫病防治。

據長期跟蹤研究“三農”問題的專家、中國農業大學校長柯炳生介紹，户籍在農村的居民有９．５億，實際居住在農村的居民（每年居住半年以上的）為７．５億，進城務工並且每年在城鎮中居住半年以上的農民為１．４－１．５億，連同其家屬大約２億人。

受長期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的影響，特別是伴隨着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農村勞動力富餘、一些農民喪失土地、大量農民進城務工等都是中國面臨的與土地有關的問題。

此間觀察家指出，中國現有經濟增長模式已達到極限，若不進行新的改革將難以實現可持續發展，改革的焦點之一就是通過政策手段適度“整合”條塊分割的被承包到户的土地。

“‘三農問題’的存在相當程度上與土地承包的現狀有關。”李成貴説，實現農業的產業化能夠解決部分問題，但如果不通過加快土地流轉發展規模經營，就很難真正建成現代農業。”李成貴説。

這位專家的觀點在有“中國蒜都”之稱的山東金鄉得到了印證。全縣８０萬畝可耕地中的７０萬畝種植了大蒜，初期雖然實現了一定的產業化，但因土地未能有效流轉，農民單打獨鬥式的生產模式制約了這一產業的發展。

縣委書記曹景羣介紹説，近年來，當地農民通過土地、勞動力、資金等方式入股成立合作社，建起了１２００座大蒜冷藏庫，在產業化的基礎上通過土地流轉實現了規模經營，大蒜年產值已佔當地ＧＤＰ總量的近２０％。“我們站在了一個新起點上，應該好好再動一番腦筋。”

在中國的其它地方，當地農民也在實踐中探索出各類土地流轉模式。安徽、甘肅、江蘇等地農民創造了“股份＋合作”模式，村民以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通過合作形式進行集約生產、按股分紅。廣東省的一些地方則允許農户用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

與此相對應，農村專業合作社在中國大量湧現。統計顯示，僅２００７年下半年，在全國工商機關新登記註冊農民專業合作社法人就達２６３９７户，成員共計３５萬户，成員出資總額共計１５９億元。僅安徽省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去年就已達５３７９家，比上一年增長３１％。

“在土地流轉過程中，地方政府所應發揮的作用是有效引導和提供各類服務，包括提供有價值的信息和規範的合同文本，進而維護雙方利益。”李成貴説。

在土地承包經營權有望大範圍加速流轉、農民合作社更多出現的當口，也有一些網民擔心“新土改”會讓農民特別是貧困農民失去生存之根。

“目前有跡象顯示，那些擁有較強經濟實力的人，在土地的流轉中得到了好處，而那些沒有經濟實力的農民，只是得到了暫時的好處。”一位名叫“農家子弟”的網友在新華網上發貼説。

“新的土地政策如果沒有健全的法規相配合，必會產生很多矛盾和衝突。例如，房地產商有可能因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而開展新一輪‘圈地運動’。”這位網友就此建言説：應當建立起一套完備的法律法規，保護弱勢羣體，維持公平交易，保障農民最低生活水平。

“十七屆三中全會和新公佈的政策文件均顯示了中共進行農村改革的意志和決心。”李成貴説，“但這隻能是一個漸進的、不斷深化的過程。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也將在政策的指引下不斷完善。”

責任編輯：董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