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和麥凱恩，哪個上台比較好？

9月26日，美國大選首場辯論如期舉行。評論稱，這是一場“自由與民主”對陣“保守與共和”的辯論。選舉越深入，對於美國的老外們來説，陌生的話題就越多。在美利堅的語境中，何為“自由”，何為“保守”？兩黨的思想分歧究竟在哪裏？究竟誰上台會帶來更大利處？

不可忘卻頭頂上的“天國”

如果談美國而忽略天國維度，便是從頭就走岔了，從《獨立宣言》開始就走岔了。

毛澤東曾説：“黨外有黨，黨內有派。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這句話，用來形容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最是恰當不過。不但兩黨各自都有實力相當的對立黨；而且，由於此處無暇涉及的種種歷史原因，兩黨內部都有着形形色色的派別。某些派別的思想傾向，甚至與對立黨的主流同流。有的選民，登記是民主黨，卻因價值觀更投合共和黨而投共和黨的票，最後被人冠以“里根民主黨人”的稱號（里根是1981至1988年的共和黨總統）。或者，派別主張的實際效果，與對立黨的政策無異。例如，共和黨內，有一羣傳統的地緣政治派，他們與民主黨的主流一樣，也對出兵伊拉克頗為反感。

由於這些個複雜性，要比較兩黨的思想分歧，難免長篇大論，一個簡易的辦法是對照雙方的極端。這樣的對照，並不能精確地反映全景畫面。本文將在第二部分，即討論兩黨思想分歧對白宮的政策有什麼影響時，予以適度糾正。

共和黨的極端是所謂的福音派基督徒；民主黨的極端是所謂的學院左派——在哈佛、耶魯等名牌大學裏，教職人員的捐款，95％以上交給民主黨。“文明衝突論”的倡導者、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這位本身是終生民主黨人）在2004年出過一本書，題為《我們是誰：對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他在書中將這兩端的分歧總結如下：

——隨着全球化的進展，美國出現了一個生活方式國際化的精英階層。他們仍然服膺美國憲法所體現的理想，仍然相信這些理想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適真理，但是，他們對美國文化抱着一種相對主義態度，似乎學英文讀莎士比亞與學西班牙文讀《堂吉訶德》沒有區別。失去了文化上的偏向之後，他們的忠誠往往傾向於聯合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機構，或者跨國大公司和國際非政府組織。他們在國內，從“美國大熔爐”轉向文化多元主義；國際上則一貫是多邊主義者。精英和民眾最嚴重的分化，還在於對待宗教的態度。90%的美國人仍然聲稱信仰上帝；但精英通常對宗教敬而遠之，甚至認為那是“落後”的標記。

美國的政教分離相當徹底，為什麼對待宗教的態度如此重要？因為新教信條是美國立國基石。我們大概都聽説過《獨立宣言》中的警句：“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讓與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其實，英文原義是上帝造人平等，上帝予人以權利。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約瑟夫·拜登（此人並非學院左派）曾任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他在一次大法官聽證會的開場白裏説：“作為天父之子，我相信我的權利不是從憲法裏推導出來的……這些權利是造物主給予我和我的公民同胞的。”但是，對那些不信教的學院左派，權利的來源就不可能如此直截了當。

於是，對宗教的態度，就影響到理解美國憲法和政府如何衞護憲法的一個根本關鍵：民眾的權利是憲法賦予的；還是民眾在憲法成文之前已經擁有若干不可讓渡的權利，憲法僅是保障這些權利？如果是前者，社會進步就意味着提出各種憲法修正案炮製權利，今天是不可歧視少數族裔，明天是婦女同工同酬。如果是後者，凡是憲法未曾明文規定的權利自動歸民眾所有，去實踐就是。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奧巴馬指責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約翰·麥凱恩就所謂的“女性平權修正案”投反對票，聲稱麥凱恩無視女性權利。但在保守派看來，從《聖經》到美國憲法，泛稱人為 men（狹義指男人）時就包括了 women（女人）。讀《聖經》的人都這樣理解，有什麼必要替不上教堂的女權主義者特意加一條修正案，雖非文字上但其真實含義是指明憲法（正文中沒有“女人”字樣）裏的 men都有 women之義？吃飽了撐的？純粹是政治作秀騙選票嘛。

福音派基督徒與學院左派的很多標誌性分歧，都可追溯到對待宗教的態度。比如墮胎，後者認為是女權，前者認為每一條生命都是寶貴的，上帝造人自有他的計劃，母親不可僭越妄為。再比如佩槍，美國最高法院在6月底以五比四的投票結果裁決：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明文規定，憲法保護美國公民的個人擁槍自衞權。保守派相信佩槍是憲法成文之前民眾已經擁有的權利；學院左派則認為粗野的美國人也該講點文明瞭——如果權利是從憲法裏（推）導出來的，解釋憲法的人自然也可將某些權利推（導）出去。

中國人談美國，看到的往往是中美兩國。其實，這是一段三國（中國、美國和天國）演義。如果談美國而忽略天國維度，便是從頭就走岔了，從《獨立宣言》開始就走岔了，在《獨立宣言》的開頭幾句就走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