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亞文：美式“旋轉門”轉出金融危機

美國老百姓最近有些煩。面對次貸危機，美國上下都不知道盡頭會在哪裏。冤有頭，債有主。華爾街亂成這個樣子，平頭百姓開始把矛頭指向了兩類“少數羣體”。一類是金融公司的高管大亨，他們在過去一些年裏，不斷玩弄新鮮的金融花樣，在使自己連年往腰包裏裝進億萬美元的同時，也使美國患上了“金融狂熱症”。另一類是美國政府高官。他們坐視過度金融創新的風險，反而一步步放鬆監管，讓人懷疑他們是與金融寡頭穿了連體褲。

這兩類人實際上都是美國的精英羣體，前者可稱為事業精英，後者可稱為統治精英。按通常的説法，美國社會之所以有活力，就因為包括金融大亨、商業領袖和大學教授等在內的事業精英，和政府官員之間有靈活便捷的交流機制，也就是所謂的“旋轉門”。大公司的總裁、大學教授搖身一變成為政府高官，或者政府高官解甲之後又做起教授總裁。不過，凡事有利即有弊。那些出身大公司的統治精英們，雖然暫時“出嫁”到了華盛頓的深宅大院，但孃家的利益卻還念念在心。另外，美國不像中國實行的是官員終身制，一屆政府期滿，就可能有一大批高官要掛冠而去，政治精英在台上的時候，不為大老闆們做些有好處的事，那他們下台之時，又怎能在大公司謀個高薪的總裁、董事或者高級顧問之類的職位呢？

目前華爾街和美國金融體系的亂象，就暴露了“旋轉門”所結出的不良果實：強勢政治經濟資本的相互勾結。去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後，美國便有媒體和議員指出，曾任高盛集團總裁的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涉嫌幫助高盛操縱股市。而《石油戰爭》一書的作者威廉•恩達爾則撰文認為，2006年少數大金融公司和石油公司聯手推高世界油價，“剛從高盛來到華盛頓的財政部長保爾森要麼知道、要麼協助他人對當時居於高位的油價進行了操縱”。

凡對美國社會變遷有所關注的人都會知道：最近一二十年來，美國富人與窮人之間的財富分化，已經日趨明顯，財富越來越向少數權勢階層集中。羅斯福新政至上世紀70年代末所出現的強大的中產階級和“橄欖型”社會結構，經上世紀80年代以來里根新保守主義的洗禮，已被衝擊得七零八落。今天的美國再次如19世紀末20世紀初鍍金時代那樣，少數富豪階層高踞財富金字塔頂端，大部分人處於財富金字塔底部。這個新鍍金時代的到來，與美國社會兩種精英羣體的“同舟共進”就大有關係。在里根主義作用下的諸多政治決策，如放任市場、建立小政府、減少金融監管、對富人減税等，背後都離不開強大金融和產業集團的遊説誘導。

從道理上講，美國有良好的司法系統，可以防止政治精英公開為大公司、大企業做代言人。但司法所幹預的更多是形式，有時並不能決定實質。政治精英推出有利於大公司和富人的政策，完全可以在公開辯論、符合程序正義的情況下進行。2000年美國國會通過的、被稱作為“安然漏洞”的《商品期貨交易現代化法》，便是後來破產的安然公司給了美國國會議員數以百萬美元影響決策的結果，該法案乃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衍生品交易監管領域最為激進的放松管制的措施。

天使的另一面是魔鬼。美國式的“旋轉門”，在如今的金融危機中盡顯了其魔性的一面。它的魔性還不止於此。美國國防和軍事部門的高官離職或退役後轉到大軍火公司任職，則是形成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所説的軍事-工業聯合體的重要因素，它給美國的軍事黷武主義提供了強大的社會土壤，而它還將給美國的國家命運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就更值得人們反思了。▲(作者是北京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