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農地改革的另一面：讓農民“聰明”起來

今天人們談論台灣的農地改革，不宜只看地權重分配這個簡單的面向，而必須更注意，如何讓農民變聰明、有能力。農民有了接近、參與，甚至創造市場的能力，他們就不會受到剝削。當大陸進行農地改革時，很有必要配套形成提升農民能力的架構及措施。

作者:南方朔 台灣知名媒體人

本名王杏慶，原籍江蘇無錫，台灣著名學者、評論家，曾任台灣《中國時報》主筆，創辦《新新聞》週刊。曾被台灣《天下》雜誌評選為50年來影響台灣的200位人物之一，理由是“面對台灣這個思想貧乏的社會，他努力讀書，持續撰述，期能從自學的民間學者成為思想家。”

人們在思考及談論問題時，通常都會有一個最大的盲點，那就是，把自己沒有的都説成很偉大，並因此養成將複雜問題簡單化的習性。有的把問題“泛道德化”，有的則“泛意識形態化”，或“泛開放化”、“泛制度改革化”。從單一觀點切入看問題，不能説不對，但它的片面狹隘，最後難免會出現“舊問題未解決，反而製造出更多新問題”的窘境。

許多人談到台灣1947至1963年間完成的土地改革，包括“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台灣當年的農地改革，確實達成了小農私有土地，提高農業生產力，進而安定農村，以及讓地主階級的資本被導向到工商資本等政策目標。所有的這些，有關的報告和學術研究，都不難找到，但過去的報告和研究，卻似乎普遍都缺乏“機能性”這種觀點的解釋，意思就是説，台灣的農地改革到底是透過什麼機能的支撐，而得此成功並不至於失敗？台灣的農地改革又造成了農村及農民什麼機能性的改變？

無論任何社會，農民皆註定為最弱勢的一羣。農民在信息流動的管道里屬於最末端，在資本及市場上也距離最遠，這種弱勢位置使得農民只得非常遲鈍而貧窮地過着生活。一旦無法生活即出售土地，讓豪強兼併，本身即流離失所，成為動亂因素，這乃是古代中國王朝反覆的主因之一。近年來南亞及拉美開始推動農民的微型金融，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培養農民藉着做小生意而學習“接近市場”的能力。而恰恰好的，台灣的農地改革整個配套，就是比這些早了半世紀的先驅試驗。台灣的農民較為聰明靈巧，他們每户土地多半不到一公頃，但卻能把這麼小塊土地的效用極大化:農民懂得品種改良，懂得合作運銷，懂得彈性調整經營方式，到了今天，農民更會搞休閒農業，無污染有機栽培與養殖，有些甚至還有本領自創稻米、蔬菜、花果及茶葉等的品牌，以及呼朋引伴到大陸，更大面積的開創。台灣農民這種能力的培養與成長，才是農地改革裏，可能比地權分配更重要的成份。如果只有土地分配，而缺乏對農民能力的培養，它所造成的激勵會很短暫。一般人説台灣農地改革，只強調分配面，而較少談能力培養的這一面。這並非以前的人無知，而是農民及窮國的“接近市場的能力”(Accessible to market)這種思維角度比較後期才受到人們注意。

因此，台灣農地改革，有關“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這些部分乃是地權的重新分配。它的過程及完成的數據，都不難在官方文書和官方資料庫裏索驥。本文所想強調的，乃是台灣如何讓農民變得聰明，如何培養農民“接近市場的能力”的這個部分。它對大陸未來的農地改革或許反而有更大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