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藍欣：別相信西方歌唱社會主義

西方會藉助“彼有錢袋，我有腦袋”的體制優越心理逼迫中國就範

諾貝爾委員會總有辦法為西方的“普世價值觀”打氣。在華爾街遭遇滑鐵盧之際，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卻獲得諾貝爾獎，這對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體制是個絕妙的諷刺。一邊是彈冠相慶的蕭條經濟理論家，另一邊卻是搖搖欲墜的自由經濟體制。1976年的諾貝爾獎得主是自由主義經濟大師米爾頓•弗裏德曼，之後五位獲獎者均出自“芝加哥學派”。32年後風水流轉，獲獎者克魯格曼卻是凱恩斯的信徒。諾貝爾委員會在全球祭出國家干預的法寶，目的是用一種與自由經濟理論相對的，但同樣源於西方的經濟理論來保住西方價值體系的壟斷地位。可惜為時過晚，因為這次金融危機對西方經濟學的挑戰是前所未有的，其“普世價值”的核心理念已經陷入深度危機。無論在美國還是在歐洲，誰也不會相信克魯格曼的理論能夠救市。

同凱恩斯相比，克魯格曼對政治等“非經濟”因素的理解要膚淺得多。凱恩斯是懂政治的，他明白國際貨幣體制，而不是國際貿易，才是展示大國政治關係消長的晴雨表。一個大國縱然有貿易赤字，只要能夠控制國際金融體制，其經濟地位不會下降。他在二次大戰期間的最大貢獻是主持了英國對美的經濟談判，幫助建立了戰後國際金融體系的政治架構。當時的英國已面臨破產，而凱恩斯的一個著名論斷是，“彼有錢袋，我有腦袋”，英國可以利用多年主導國際貨幣體系的經驗來與新手美國抗衡。

時下，凱恩斯精心打造的那些國際經濟機構，特別是曾經風光無限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有後來的世界貿易組織和經合組織，在這場金融風暴中早已集體失語，七國峯會也啞然無聲。全球對這個早已過時的體制開始喪失信心，大國關係即將發生重大變化毋庸置疑。最近，西方政界和媒體頻頻在給中國戴高帽子，連保守的倫敦《金融時報》也開始大談“金融社會主義”，好像中國人堅持了多年的“社會主義優越性”突然被西方人理解並接受了。但是，中國人千萬不能被西方忽悠了。西方領導人的種種言論表明，他們的眼光盯在中國的錢袋子上，要求中國兑現“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的義務，而且一定會藉助“彼有錢袋，我有腦袋”的體制優越心理，不遺餘力地逼迫中國就範。

美國面臨“帝國貨幣”地位的終結，中國過早參與有害無益

可以預見，美元的帝國貨幣地位必然會在這場風波後發生根本變化。自二次大戰到今天，美元一直是主導貨幣，是具有霸權特徵的“帝國貨幣”。所謂帝國貨幣是指一國的印鈔機便可以直接影響國際貨幣流通量的大小。如何操縱這部印鈔機是美國向全球徵收“帝國税”的關鍵所在。古羅馬帝國可以讓羅馬軍團向被保護區的人民直接徵税，而現今的美帝國卻可以操縱國際貨幣體制的運作向全球徵收“間接税”。如果説在60-70年代，西歐和日本幫助美國為越南戰爭集資，那麼今天的伊拉克戰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説由中國埋單。

但是，如今美國在世界虛擬經濟中的霸權地位卻已經岌岌可危，以華爾街為主導的自由經濟價值系統也將隨之垮台。目前唯一能夠挑戰美元的是歐元。眼下，歐盟雖然支持政府集體挽救金融體制的舉措，但出發點與美國不盡相同。歐盟領導人的一個重要思路是藉此機會施展歐洲的聯合力量，為今後的歐洲共同防務和外交政策打開通道。我們應當注意的是，歐盟領導人在集體出手的同時也呼籲對國際金融體系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美國對此十分緊張。無獨有偶，６０年代裏法國戴高樂總統同美國主導的佈雷頓森林體制進行過不屈不撓的鬥爭，今天，同樣是法國的薩科齊總統強烈要求世界金融體制改革。看來大西洋兩岸難免一場爭鬥。

幾個月前，筆者在布魯塞爾曾同歐盟理事會對外關係總司長庫珀先生有過很長一段交談。庫珀認為世界格局需要30年的轉型期，那麼，在這一時期內，世界顯然存在着“羣龍無首”的問題。國際體系沒有領導力量是難以穩定的。庫珀特別指出，歷史上的帝國時代已經結束，歐洲追求的是美國、歐洲和中國“集體領導”的方式治理世界。庫珀堪稱歐盟的第一思想家，但也是現實主義者。他説這些話是有底氣的。近年來歐元的崛起證明美元一超獨霸的戰略格局已經開始發生根本的變化。美元遇到歐元這樣的新型世界性貨幣的挑戰，長期操縱利率的法寶就不再靈驗。一旦國際商務結算和各國中央銀行的儲備中歐元的數量大幅增加，一枝獨秀的“帝國貨幣時代”就開始走向盡頭。但是，在筆者看來，在庫珀所説的“三強集體領導”體制尚未出現之前，中國對現存國際金融體制的危機過早參與有害無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