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念申：東亞，歐洲人首先創造的概念

“亞洲”或“東亞”的含義其實很模糊。無論從地理、文化、風俗、政治的角度，亞洲都很難被看作是一個整體。在不同語境下，亞洲的內涵完全不同。18世紀伏爾泰憧憬東方，把它看作是與封建和宗教束縛下的歐洲不同的開明社會；19世紀馬克思主義者講“亞細亞生產方式”，又將它看作是落後於資本主義歐洲的停滯的典型；二戰時日本為美化其侵略而宣揚“大東亞”，則是把亞洲看成一個種族羣體。

“亞洲”是一個歐洲人創造的概念。筆者所在的學校，設有東亞系，這在美國以及一些歐洲大學中相當普遍。東亞系的學生並非都是學習東方文化的西方人，其中有很多來自中國、日本、韓國的學生。同時在其他系科，也大量存在中國學生做中國研究，日本學生做日本研究的現象。東亞人要去西方，用非母語來學習自己，聽起來似乎不可思議。但仔細想想，這正體現現代東亞的處境：東亞是西方現代知識體系一個組成部分。在自身傳統斷裂、無法依靠傳統知識認識自己的時候，東亞人不得不借助別人的視角。

西方的政治普遍主義，以自由主義為價值前提，以民族國家為主權單位，以選舉政治為合法基礎。政治普遍主義的背後，又深藏着西方文明的普世論。今天，這種普遍主義正受到越來越多的置疑。恐怕也只有在這個前提下，我們才有可能去思考，亞洲或東亞，究竟有沒有必要？如果有，它意味着什麼？

東亞雖然是一個別人想像出來的概念，但這並不意味它是完全虛構的。暫且不論古代遺產，東亞國家最大的共性之一，就是它們都曾在現代化過程中，拒斥過亞洲。日本19世紀末興起的“脱亞論”是最為明顯的例子。福澤諭吉講“脱亞”，與其説是否認日本作為亞洲國家的身份，不如説是要求日本擺脱傳統的文化體系，加入到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主導的民族國家秩序中去。從這個意義上説，19世紀後期以來，每一個東亞國家，包括中國，都經歷了“脱亞”的過程。既然亞洲被認為是愚昧、落後和停滯的，那麼對現代化的追求，總是和否定亞洲、否定自己的過去捆綁在一起。

這個過程至今仍未結束，表現在：東亞政治體間的主權、領土關係，一直沒有圓滿解決；此間矛盾大多糾結着歷史問題；而歷史上本來不是問題的問題，時常在現代觀念的導演下，成為新的矛盾。在歷史和現實矛盾的重重交織之下，東亞民眾常常互指為最大對立面，以此作為自我認同的基礎。他們突出自身特質，同時又指責對方搞“狹隘的民族主義”。

可以説，長期以來，亞洲人談論“亞洲那些事兒”，都不自覺地採用着歐洲式的理論：過去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現在則有民族主義和自由民主等等。當這些邏輯在國際關係中，更多是在激化而非解決矛盾，特別是有些規範本身也不為西方遵守時，有一項工作就顯得十分必要了。這就是：反思“脱亞”的現代化的弊端，重新整理共同的歷史遺產，用新的視角思考過去和未來。

重新思考東亞，首先是應對西方普遍主義挑戰的需要。比如，東亞各國各民族的生存經驗不同於歐洲，之間的交往、融合和共存長達數千年，國與族的界限相對模糊。近代國家、種族、民族的概念則傾向強化界限，用刻板的分治取代有機的融合。不考慮這個歷史特點，用分裂和僵化的主權、民族和民主概念取代共同交往的經驗、取消近代民族解放鬥爭中的政治遺產，不但會導致國家內部動盪，也必然令一些地區矛盾更趨惡化。隨着東亞與歐、美漸成鼎立，東亞民族必須結合歷史經驗，創造出不同於西方的地區整合方式。

其次，21世紀初東亞整體的復興———包括世界經濟重心東移，一些地區經濟及安全機制的初具雛形，特別是中國的持續高速發展———為重思東亞提供了難得的契機。今天，東亞的含義與過去並不相同，亞洲不再是封閉與落後的象徵，東亞獨特的發展道路促使人們重新思考東亞的含義。東亞概念是在歐洲“普遍歷史”的視角下被創造的，這使得東亞民族屬於同一個命運共同體。他們輝煌的歷史和文化成就都在西方現代化衝擊下衰落，而他們中的成功者，都是在部分否定、部分吸納的探索過程中，創造出自身的發展模式。建立命運共同體意識，有利於東亞塑造認同和自信、減少排斥與敵意。▲

（作者是芝加哥大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