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軍紅：日本瞄準亞洲秩序“領頭羊”

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後，“東亞人的東亞”意識在地區內快速上升，“東亞主義”漸趨形成。而1999年WTO西雅圖會議破裂，多邊自由貿易路線嚴重受阻，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及地區內的自由貿易區建設浪潮迭起，為日本啓動“東亞主義”提供了戰略機遇。一向堅持以WTO為基礎，構建多邊自由貿易機制的日本，開始積極轉向雙邊自由貿易，或地區自由貿易方向。這種動向可謂代表着日本外經政策上的“東亞主義”。在日本看來，迴歸亞洲，構建日本主導的全球競爭根據地，特別是構建以日本經濟制度為主導的地區經濟一體化，已成為日本在世界舞台上確保“上層地位”的戰略關鍵。

1997年底，東盟首腦會議邀請中日韓領導人列席，共商地區合作大計，形成了東亞地區合作的“10+3”模式。歷經10年努力，日本始終將目標集中於東盟，到2008年初，不僅成功與東盟核心五國分別達成雙邊的“經濟夥伴關係協定”（EPA），而且與東盟10國簽訂了更廣泛的EPA，圈定了東盟核心圈和外圍圈。至此，日本可謂完成了在制度上佔據東盟的戰略任務。由此，也為日本向外擴展，構建海洋地緣戰略圈提供了支點。

2004年底，“10+3”萬象會議決定成立“東亞首腦會議”，並將構建“東亞共同體”作為地區合作總目標後。此後，日本的亞洲地區戰略便出現了新徵候。首先，針對美國提出的“東亞首腦會議”及其“東亞共同體”缺乏民主，將對“跨太平洋自貿區”構成割裂的意見，日本外務省開始策劃“10+6”模式，即通過拉入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添加民主元素，不提“美國等於民主”的一般邏輯，確保日本的主導地位；其次，針對中國、韓國在地區合作上的戰略優勢，2006年初，日本提出快攻東盟，牽制中韓，搶先單獨構建“事實上的東亞共同體核心圈”新戰略，同時，以10+6為模式，構建“東亞版OECD”；以10+3的清邁倡議為基礎，推動“亞洲貨幣基金”復活；以亞行為依託編制“亞洲共同貨幣單位”，結合“日本•東盟EPA網”，全面構建日本主導的“貿易、貨幣和產業乃至安全共同體”，在東亞制度上，實現所謂的“日本化”。

但日本的戰略構想事實上與美國的亞太戰略形成了衝突，尤其是，日本主張的“10+6”模式，在地理範圍上，與“太平洋戰爭”時期日本設計的海洋圈框架基本吻合。無疑，這將從根本上瓦解美國在亞太的安全利益。這也正是布什政府突然改變對東亞地區合作“善意忽視”，而展開大規模的亞太戰略回航，並提出在APEC範圍內構建自由貿易區（APFTA）構想，用太平洋淹沒“東亞共同體”的根本原因。

顯然，在地區合作中，在什麼範圍，構建怎樣的制度，直接關係到地區的經濟、政治乃至安全結構。由此，堅持怎樣的“地區主義”，事實上也預示着將走怎樣的地區合作道路。▲

（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