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隊“反教條主義”風波中的四大元帥

劉伯承從嚴辦院辦出了麻煩

1950年下半年，劉伯承得知中央要辦一所教育、訓練中高級幹部的陸軍大學時，立即提筆給中央寫了一封信。他懇切地寫道：“要建設一支現代化的軍隊，最難的是幹部的培養。而培養幹部最難的又是高級幹部的培養。我願意辭去在西南擔任的一切行政長官的職務，去辦一所軍事學校。戰爭已經結束了，我年齡這麼大了，還是讓我去辦學校吧！”

黨中央很快批准了劉伯承的請求。

劉伯承考慮到將來要開設空軍系、海軍系，建議將原先準備命名的“陸軍大學”，更名為“軍事學院”。南京軍事學院籌辦以後，劉伯承任院長兼政委。學院建在原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和國防部舊址上。

劉伯承對學員要求很嚴。剛入校時，學員坐的是皮沙發凳子。他看到後説：“當學生的，就是要坐硬凳子，屁股那麼嬌貴呀？”他還引用“慈不掌兵”的古語來説明這個道理。於是大家都換成了硬凳子。外出作業時，學員都提着馬紮，揹着圖囊。小孩子們看見了都很吃驚，説：“哎呀，老伯伯怎麼還揹着書包上學呀？”他本人也以花甲高齡，堅持保持着模範軍人的儀表、姿態。到院部大操場會操要走很遠的路，劉伯承每操必到。晚上他親自檢查內務。因為右眼失明，左眼視力也很微弱，他總是把腰彎得很低，查看被子是否疊得整齊。如果不夠整潔，他會立即批評：“你們住的這個屋像個亂雞窩，農民習氣，農民習氣！”

1955年，印尼總統蘇加諾訪問南京，參觀南京軍事學院。由於剛授銜，學院決定校級以上軍官，身着新發的禮服，佩戴勳章夾道熱烈歡迎。不巧，天下大雨。有人建議將歡迎儀式改到禮堂內進行。劉伯承説，事關國威軍威，哪能隨心所欲，堅持按原計劃辦。他自己身着元帥禮服，不打雨傘，冒雨迎接蘇加諾。陪同蘇加諾總統來院的陳毅元帥見狀也不要雨傘。兩位元帥英姿煥發，冒雨歡迎外賓，令蘇加諾一行深受感動，給許多人留下了劉伯承嚴格治軍的深刻印象。連一箇舊國民黨留用教員都説：“我進過國民黨的黃埔軍校和陸軍大學，國民黨訓練也講究嚴格，但比起你們共產黨來，差得遠了！”

20世紀50年代初，“學習蘇聯老大哥”的口號在軍隊裏叫得很響。雖然中國軍隊打的仗不比蘇軍少，經驗也不比蘇軍差，但當時的中國軍隊還來不及總結整理自己的經驗，軍事學院也只能先利用蘇軍的現成教材。劉伯承明確提出： “我們學習外國經驗的時候，必須反對教條主義的學習方法，學以致用是我們的原則。”

對於蘇軍教材，一般來説，都是採取先拿過來，然後在應用中逐步消化的辦法，因而在教學中出現了比如想定作業不符實際，而照搬教材中的理論原則和戰術數據；在作業方法上過多地要求數據計算，戰鬥文書冗長等諸多毛病。

在南京軍事學院，學員反映比較強烈、意見比較集中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六小時一貫制”的課業制度，感到不符合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吃不消；一個是“三堂會審”的考試製度，大考小考沒完沒了：每門課學完要考，學期考、學年考、畢業考。考的時候學員“如臨大敵”，考官有主考，還有陪考、監考，就像是“三堂會審”。畢業考實際上是“國家考試”，由朱德為主席，劉伯承、甘泗淇等為副主席組成的國家考試委員會，和軍委各部負責同志任主考官，對畢業學員進行考核驗收。考場更是威嚴。一進考試樓大門，從門廳、樓梯到考試大廳裏都鋪着大紅地毯，長長的台桌後面坐着主考官、陪考官和監考的劉伯承的蘇聯顧問等10多人。考生人人着裝整齊，考題是抽籤，有的很難。所以考試的時候，發生過有的人因為太緊張，一下子答不出來，血壓升高當場暈倒的事。

劉伯承很重視這些情況，專門到戰役系黨支部聽取意見。他邊聽邊記，回來後與其他領導商量後，做了一些改進。例如，在上午四小時課後加一餐點心，解決“吃不消”的問題。以後又把“六小時一貫制”的課業制度改為八小時學習制，在考試方法上，進一步增加了考查學員理論聯繫實際能力的內容。還對教材內容、講授方法也進行了改革，受到學員們的普遍歡迎。

1956年，由於在長期革命戰爭中身體受到嚴重摧殘，加之6年來創辦軍事學院的日夜操勞，64歲的劉伯承越發感到精力難支，腦子、眼睛都出現病症。於是，他向中央軍委請假治療，並建議由學院的副院長陳伯鈞代理院長，副政委鍾期光代理政委。

1956年11月6日，劉伯承赴上海就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