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運事件：政府應主動化解“一鬧就重視”的暗示

重慶出租車司機罷運事件已經平息，又是政府部門承諾解決問題，又是官員理解司機並反思罷運深層次原因，又是市委書記與司機代表座談協商——重慶市化解衝突的善治贏得了輿論的讚許。但畢竟這並非政府主動聽取民意和主導問題解決，而只是在罷運壓力下的被動傾聽。筆者當時就有一種隱憂，擔心這種被動傾聽會在輿論中滋長一種暗示：正常途徑反映問題無人重視，而一鬧領導就會高度重視，動靜越大、影響越大，越會觸動領導的神經，越能增加與政府談判的籌碼。這是一種非常惡劣、可怕、傳染性很強的暗示，通過“成功的典範”激勵着維權者選擇一些羣體性、暴力性、引人注目的衝突方式來表達訴求和伸張權利。

出租車問題並非重慶一地的問題，而是一個問題積淤已久、矛盾早就醖釀、衝突一觸即發的全國性問題。如果其他地方政府不迅速從重慶市的罷運事件中舉一反三地反思本地問題，積極主動地將出租車問題提上解決議程，“一鬧就重視”的重慶罷運效應很容易迅速傳染到本地，政府將失去解決問題的主動權，將會非常狼狽地被人“逼”着去解決。

令人擔憂的是，由於政府反應的遲鈍，這種惡劣的暗示已經在一些地方傳染開來。據新華社報道，由於不滿當地大量非法出租車輛干擾客運市場，甘肅省蘭州市永登縣發生了上百輛出租汽車集體罷運事件。罷運司機表示，他們將一直罷運，直至縣有關部門能夠給他們一個取締非法出租車的明確時間表為止。不滿一些出租車公司壟斷市場、租金過高，以及黑車太多等問題，海南三亞也有部分出租車司機罷運。受罷運影響，記者在三亞街頭幾乎看不到出租車營運，上百名旅客滯留機場，遊客和市民的出行受到極大影響。

很顯然，兩起罷運事件都受到了重慶事件的“激勵”——可以預期，忌憚於罷運壓力和輿論影響，三亞和永登兩地政府會學習重慶市化解矛盾的經驗，通過座談、協商、向出租車公司施壓等方式化解矛盾，問題很快會解決，罷運很快會平息。但按下葫蘆浮起瓢，“政府不得不妥協”的解決路徑可能會在無形中再一次證明了罷運手段的有效，再一次向民間強化了“一鬧就重視”的惡劣暗示，讓人感覺好像政府只吃這一套。在資訊如此發達的當下，在淤積的出租車矛盾一觸即發的時候，衝突會像癌細胞一樣迅速擴散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