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偉：在歷史的盡頭，還有社會主義

1929年，美國股票市場崩盤，造成經濟大蕭條。1933年，當羅斯福出任總統時，大蕭條使得美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當時的密歇根州州長對身邊的人説，共產主義紅色浪潮一浪高過一浪，“連我自己也變成粉紅色了”。威斯康星州的一個農會主席在國會作證時説，如果農民有飛機，“他們會開飛機來扔炸彈，把國會山炸個稀巴爛。”

同一個時期，由於經濟大蕭條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的政治和社會動盪，其他國家也出現了嚴重危機。危機之中，希特勒的納粹主義在德國得勢，墨索里尼用法西斯主義鞏固了自己的獨裁，日本天皇靠軍國主義啓動了帝國的侵略機器，蔣介石開始了對共產黨的絞殺。整個世界，天昏地暗。唯獨沒有什麼特別的主義的羅斯福施行了務實的改革，用社會主義的一些機制（包括社保、工會、高税收等）修復了美國因崇尚資本主義和利潤至上而出現的資本主義弊病，鞏固了美利堅合眾國的地位，同時，也成功地防止了農民或工人的造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打敗德意日軸心國奠定了基礎。

2008年，美國又出現了新一輪的經濟危機，美國政府應對這次危機的措施還是具有“社會主義”特徵的政府介入式療法。但很多美國人卻因此而擔心“華盛頓共識”會黯然失色，“北京模式”會光芒四射，而一些中國學者也認為，美國的金融危機説明美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已經病入膏肓，現在是突出強調中國模式的時候了。實際上，這樣一些認識可能忽視了全球化產生的互動作用，忽視了在全球化影響下出現的金融危機將會引發治理思潮的“社會主義化”。正是這種治理思潮的變化將對全球未來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中國近年來的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國際資本流動和自由貿易的大框架下啓動和維持的，而當這樣的資本出現枯竭，當西方特別是美國、歐洲和日本的消費能量因為金融危機萎縮時，中國的經濟就可能會進入舉步維艱的境地。換句話説，中國和美國已經成為同舟共濟的利益攸關人，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當外部動力變弱，中國政府面臨的主要挑戰就轉向了內部，特別是增加國內消費。中共中央十七屆三中全會要解決的三農問題的根本也就是要提高農民的收入，提高他們的消費能力，使得他們成為中國市場的消費大軍，取代國外消費者，改變中國經濟對外依存度過高。

而最重要的是建立全面的社保、醫保和義務教育制度，增加政府投資，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從而使中國百姓把存入銀行的錢拿出去購買消費品。中國百姓不花錢是因為他們要存錢———為防老、為子女讀書、為大病和意外未雨綢繆。也就是説，百姓不敢花錢是因為本應由政府和公民共同承擔的風險目前是由公民自己單獨承擔的。沒有一個龐大而穩定的中產階級和使他們感到安全、和諧和幸福的政治生態、社會環境和法制框架，社會和諧和社會穩定就不可能得到保證。中國出現的這一轉變實質上體現的就是社會主義的治理方式。

中國政府目前並不面臨羅斯福政府當年和今天美國政府的問題，國家沒有赤字，收入豐厚，完全可以承擔建立一個密集的社會保險網的費用。中國如果不改變自己國富民窮或者大國寡民的狀態，中國不僅不能救自己，也不能幫助世界。

只有“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可以救世界。當西方國家在修正自己的治理思想時，他們選擇了社會主義的方式，這種選擇也給了我們深刻的啓示。這些年來，受西方經濟思想的影響，我們的一些學者，我們的一些做法是不是過多地考慮了市場經濟的作用呢？當此應對危機的緊要關頭，我們是不是應當更多地看一看，西方體制中的“社會主義色彩”呢？比如失業保障、醫療保障、教育保障等等。

從本質上講，中國的“救市”只能通過“救民”才能實現。而要認真地、負責地去“救民”，中國就必須把這些年來忽視的一些社會主義的治理思想重新找回來。

80年代末，90年代初，柏林牆倒了，蘇聯垮了，日裔美國學者福山以預言家的口吻宣佈，西方以市場經濟為主導的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為特徵的民主制度大獲全勝，歷史走到了盡頭。在2008年美國出現金融海嘯之時，福山又心情沉重地著文説，美國品牌面臨全面挑戰。福山之前的話過於狂妄，福山今天的話又太狹隘。世界今天已經到了不僅是經濟和金融血脈相連，甚至連國家治理和公共政策的理念都出現趨同的年頭，相互學習、借鑑已經成為一種趨勢。在可能出現又一輪世界經濟大蕭條的時候，我們可能更多地需要對症下藥的社會主義。歷史是沒有盡頭的，社會主義是歷史的車輪。▲（作者是美國卡特中心中國項目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