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在“異化”風波中

1981年11月4日，周揚（左）在福州華僑大廈會見福建省八十多位文學、文藝工作者，談文藝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情形。中新社發 黃温侯 攝

“異化”旋渦中的周揚

2008年11月，周揚誕辰100週年。從新中國成立到“文革”，周揚一直是很“左”的，但晚年垂暮之際，他有了獨立思考。雙重身份——政治家還是文藝家，始終交集於周揚的內心。

本刊記者/陳曉萍

1975年7月14日，北京萬壽路西街7號，中組部招待所。

一棟不起眼的兩層樓二層一個房間，被囚禁了近9年的前中宣部副部長周揚終於與家人團聚。其時，他還是“帶罪之身”，不僅沒有恢復工作，被強加的所謂罪名也沒有了結。

20世紀20年代，周揚加入中共，成為在上海的中共文化事業的領導人之一。30年代後期到延安，為毛澤東所倚重，1949年後成為中共在文藝界的“巨頭”。在他身上，幾乎濃縮了當代中國意識形態的歷史。

在60年的歲月中，儘管周揚兢兢業業地忠於自己的信念和事業，卻一直帶着枷鎖舞蹈。30年代，魯迅將其列入“四條漢子”之一；50年代，毛澤東批評他“政治上不開展”，“文革”前夕，又説他“與資產階級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文革”落難中，被姚文元目為“反革命兩面派”，江青則公開宣稱：“我恨死周揚了！”周揚“文革”後復出，以其深邃的對歷史的反思，贏得人們的敬重，成為思想解放運動的領軍人物。80年代，在因“異化”問題導致的一場論戰之後，周揚於1989年7月病逝。

深陷囹圄

1975年1月，周恩來因患晚期膀胱癌住院，毛澤東重新起用鄧小平主持國務院的工作。這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對絕大多數關押、監護或在原單位專案審查者予以釋放。因“周揚一案”而發配到江西的前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被解除監護，就近分配到江西少豐城縣鋼鐵廠工作。

林默涵致信毛澤東表示感謝。7月2日，雙目幾近失明的毛澤東聽機要秘書讀了此信後，沉默許久，寫下這麼一段話：

“周揚一案，似可從寬處理，分配工作，有病的養起來並治病。久關不是辦法。請付討論酌處。”

於是，除了去世的田漢，“四條漢子”的另3位——周揚、夏衍、陽翰笙先後獲得釋放。

30年代，周揚在上海領導中國左翼革命文化運動，身份是中共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黨團書記、上海臨時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書記。1934年深秋，周揚與同為“文委”成員的夏衍、田漢、陽翰笙一起去找魯迅彙報“左聯”工作，被魯迅譏為“四條漢子”。其實，這個名詞在當時不過是個中性詞語，後來卻變了味道，成了周揚政治生命中的一個癌細胞。

龔育之在《幾番風雨憶周揚》裏回憶了這個細節。1966年年初，“文革”暴發前夕，龔育之去醫院看望因肺癌動手術的周揚，探視者安慰周揚，現在醫生對肺癌是有把握的。周揚點點頭。隔一會兒，他又低沉地説：“我身上有兩個癌症。”他解釋説：一個是肺癌，一個是“三十年代”！

不出周揚所料，一頂“周揚反對魯迅”的大帽子，在“文革”中幾乎置周揚於死地，“周揚一案”也株連了文藝界76人之多。

其實，要置周揚於死地的是江青。

從上海到延安，再到北京，隨着時空變化，周揚經歷了不同的文化環境。新中國成立後，周揚先後擔任文化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中宣部副部長等職。在“文革”前17年，他一直是中國意識形態最主要的領導人，並被稱為毛澤東思想的權威解釋者和執行者。

50年代，江青出來工作，擔任全國電影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宣傳部電影處處長等職，自稱是毛澤東在文藝界的“流動哨兵”。周揚作為中宣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是這位當時的“第一夫人”的直接領導。

一次，周揚去見毛澤東，毛問起江青的工作。周揚很老實地問：江青説的意見，不知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她個人的，是主席的指示，我們堅決執行。如果是她個人的意見，大家可以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