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罷運難題或應從破除壟斷入手

作者：王建勳

最近，重慶、三亞等地的出租車司機罷運事件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一些地方政府表示，將採取降低份兒錢等措施來保護司機的利益；全國總工會負責人也表示，各地應當推進出租車企業組建工會，建立集體協商、簽訂集體合同等制度。毋庸置疑，無論是降低份兒錢還是組建工會，都能在某種程度上緩解司機和出租車公司之間的緊張關係，有助於保護出租車司機的正當利益。但是，要想根本地解決出租車業頻繁發生的罷運問題，還是應當在出租車制度上做文章，尤其是破除這個行業中不適當的管制。

眾所周知，我國出租車行業制度設計的典型特徵是特許經營。其基本做法是，在某個城市設立若干家出租車公司，由有關部門確定出租車牌照的數量，然後由出租車公司“壟斷”這些牌照。這意味着，想要開出租車的司機通常都得加入一家出租車公司，並無條件接受該公司設定的各種條件，包括份兒錢和押金的數額、車輛保險、維修義務等。司機要麼接受這些條件，要麼放棄開出租車的機會。許多司機為了養家餬口，不得不接受出租車公司提出的條件，儘管他們有一肚子委屈。不難想象，這種制度設計的必然後果是，出租車公司總是設定有利於自己的條件，尤其是高得離譜的份兒錢。當出租車司機無法忍受鉅額份兒錢時，他們幾乎唯一的辦法就是運用“弱者的武器”——罷運。

也許有人會説，由政府對出租車公司的份兒錢數額進行規定或者限制，問題不就解決了嗎？這是一種典型的干預價格思維。且不説這種思維可能會引起出租車公司的激烈反對，單是在確定份兒錢多少才是合適的這個問題上，就會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不僅因為出租車公司的購車、保險、培訓、管理等成本隨市場條件的變化而會隨時發生變化，而且因為出租車司機對份錢的衡量標準取決於其交完份兒錢之後的收入狀況，而後者則又取決於油價以及營運市場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政府根本無法長期甚至一勞永逸地代替出租車公司和司機確定份兒錢的數額，因為這根本就是一個市場問題，而市場是瞬息萬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