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棣：權力轉移，權力分散與“去西方化”

不久前，在朋友處看到了新加坡著名外交家兼國際政治學者馬凱碩大使（Ambassador Kishore Mahbubani）的新作《新亞洲半球：不可阻擋的全球權力東移》，很想先“讀”為快。朋友説：可以，但你得寫個書評。對我來説，馬凱碩大使已不陌生，幾年前就曾拜讀過他的大作《超越天真時代：建立美國與世界的信任》（Beyond the Age of Innocence: Building Trust Between America and the World）。能與當今世界前沿政治思想家對話，不啻一大快事。我便應承了。很快我便發現，這個任務超出了我能力。該書所探討的是一個重大歷史性課題，把握難度極大，以我半路出家的英語水平，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恐未必能深入理解他的思想。我寫的與其説是書評，不如説是讀後的一點感想、體會、疑惑和思考。

一

馬大使（他其實不姓“馬”，但我還是喜歡按中文的習慣這樣稱呼他）此書所論證的中心命題，就是書名所表達的：在21世紀中葉，世界將發生重要的“西方——→亞洲”權力轉移。圍繞着這一中心命題，馬大使展開了他的論證。他認為，過去若干世紀以來，一直是西方主導着世界事務，決定着世界其他地方人民的命運。現在這一情況正在發生改變。世界權力所以發生由西向東的轉移，是因為亞洲的崛起。他在書中引述戈德曼•薩奇的研究結論説，到2050年，世界最大的四個經濟體，將有三個在亞洲。其排序將是中國、美國、印度和日本。伴隨着這一權力轉移，世界將發生一個令西方世界不快的“去西方化”過程。

馬大使關於21世紀前期，世界將發生“西方——→亞洲”權力轉移的判斷非常大膽，但也引出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首先，如果説世界權力正在發生轉移，那麼人們不可避免地就要問：從哪裏轉到哪裏，從誰的手中轉到誰的手中？這裏最突出的一個問題是，書中提出的“西方”和“亞洲”這兩個概念並不對應。它們究竟是政治概念，還是地理概念？馬大使在書中對“西方”做了分析。他所説的西方，由北美、西歐和澳大利亞、新西蘭構成，它們既有共同或相近的歷史文化淵源，也有共同的現實政治和意識形態基礎。在當今世界上，“西方”的含義還是相對清晰的：它可理解為一個廣義的國家集團，從政治地理上説它也存在着一箇中心：美國。相比之下，“亞洲”就不那麼清晰了。它究竟是個政治概念還是地理概念？從地理上説，亞洲是西方人定義的一個廣大的地理範圍，從達達尼爾海峽到白令海峽，從北冰洋到印度洋。亞洲由48個國家和地區組成，無論從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看，亞洲國家的多樣性都很突出，算不上一個的國家集團。那麼，馬大使所説的“亞洲”究竟指誰？他關注的，主要是中國、印度、日本，也許還可以算上朝鮮半島和東南亞。但這些國家的差異也很大。馬大使在書中談到，對日本現代化產生重大影響的福澤渝吉（Yukichi Fukuzawa）提出，日本的當務之急不是與鄰居為盟發展亞洲，而是脱離亞洲加入文明的西方。從那時起，日本在政治文化上就不再是亞洲的一員。其實，作為國家集團的“西方”應該包括日本。這也正是當今日本的困惑之一：在亞洲崛起的浪潮中，“身在心不在”的日本是否要把“心”挪回亞洲？從地理上講，亞洲肯定不包括美國，但如果換一個相近的概念“亞太地區”，那麼美國肯定是包括在內的。按説，馬大使提出的命題要成立，應有一個與“西方”相對的“東方”概念才對。也許馬大使擔心這個“東方”概念太容易使人誤解，好像世界又要退回到冷戰的渦旋中，他選擇了“亞洲”的概念。但是，“亞洲”卻是一個模糊不清的概念。到2050年，是否會如馬大使預期的那樣，出現一個清晰的“亞洲”？這仍是個有待觀察問題。

冷戰結束後，伴隨着世界權力分佈的變化，我們看到，各主要戰略地區的界限、各主要戰略角色的自身定位，也在悄然發生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