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頤武：中國文學軟實力必須脱困

在經歷了30年的經濟高速成長之後，中國人開始對軟實力的成長感到隱憂。拿文學來説，其影響力和經濟的影響力之間存在的不平衡始終有增無減。每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宣佈都會成為中國對自身文學反思的節點，而當我們的某些文學作品受到外界關注、或是在海外出版後，又會迅速沾沾自喜的樂觀。這種忽上忽下的心態，正體現了文學軟實力在脱困過程中的焦慮。

這種困惑在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就已出現端倪。那時的困擾是“內向型”，當時的中國文學和其他領域一樣都遠遠落在世界潮流之後，所有領域都需要“走向世界”。中國文學界迫切需要現代化，焦慮本身是衝破束縛、尋求開放的徵兆。與其説，中國文學在關注自己在世界文學之林中的位置，不如説中國文學在探求“我是誰”。而當時的外部環境其實給中國文學脱困進行了一定的減壓。當時國際上對於中國文學相當關注，其主要目標是通過文藝途徑觀察中國社會的變化，將文學作品視為研究社會狀態變遷的素材和資料，這和一般性的文學閲讀有着相當的距離。如《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就用了相當的篇幅討論劉心武的《班主任》，將這一作品視為中國變革的重要的徵兆。雙向的因素造成了上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的紅火。

而時至今日，中國在全球化時代中已居於關鍵性的位置，當文化交流成為中國與世界對話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時，文學如何走出去真正地成了凸顯的問題。對於世界而言，中國文學回歸了“文學性”，是“文學”意義上的“中國”，而不再是“中國”意義上的“文學”。“走向世界”的問題已經變成了“融入世界”的問題。但在期望與現實之間仍然存在相當的差距。一方面，在中國內部，“文學”開始被“邊緣化”，傳統意義上的純文學成為小眾化閲讀，拉遠了與社會焦點的距離，而大眾化文學的讀者主要是青少年，這限制了文學作品在多樣性和深度上的拓展。同樣發生劇烈變化的是中國文學所身處的國際環境。瞭解中國社會的渠道越來越豐富，中國文學的外國受眾從對中國好奇的人逐漸縮小到更為專業的中國文學研究的領域中。如何吸引越過了文學的脊背而投射到中國其他方面的外界目光？這才是中國文學軟實力的新焦慮所在。

儘管目前，中國的純文學尚未被穩定的外國小眾讀者所接受，而大眾文學又沒有找到與外界對話的最佳結合點，但中國的發展使其越來越為全世界所矚目，文學必將承擔起傳播中華文化、建構國家形象、促進中外溝通的責任，機遇與挑戰並存。一方面，中國內地文學現在已經是全球性華語文學的一部分，兩岸三地的中文寫作和海外華語作家的寫作構成了巨大的華語文學空間，全球性的出版、遍佈世界各個角落的華人讀者提供了基礎，加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作家羣，建築“華語文學共同體”是一個可規劃的未來。這一體系的建立，可以保證華人在世界範圍內無時空障礙的交流，促進自身實力的增長，更好地和其他文學對話。另一方面，語言的翻譯問題和文化的陌生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國文學和華語文學融入世界的難度和障礙，我們需要更多優秀的翻譯人才，讓華語作品有更高水準和更好文學價值的譯本，使得華語文學的作品通過跨語言的交流得到更好的傳播。

文學與各種軟實力緊密相連，既能幫助拓展中國在世界各領域的影響力，同時又需要藉助於其他方面的傳播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鑑於類別的特點和自身因素，中國文學軟實力脱困肯定要比硬件和其他文藝形式“走出去”要艱苦、要長期，但實現了走出去不僅是對世界文學的貢獻，更對中國的貢獻。▲（作者是北京大學中文系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