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收生態税別徵到窮人的頭上

11月18日，在廣州舉行的中國森林城市論壇上，中科院院士蔣有緒呼籲，政府可以考慮對企業甚至排放二氧化碳的市民徵收生態税。(《新快報》11月19日)

環保問題確實應引起全社會高度重視，我也充分理解蔣有緒院士對環境問題的熱烈關切，然而，擬向市民徵税以抬高二氧化碳排放成本的做法，未必就能實現減排初衷，反倒可能徒增市民負擔。

對於大多數家庭而言，二氧化碳的排放主要集中於生活方面，比如做飯燒水。這些都是每個家庭生活的必需消費，一般是不大可能隨着成本的增加而“被迫”少吃飯或不吃飯的。這就好比春運。過去春運漲價，有關部門解釋説是通過價格槓桿，調節春運客流。但數年春運漲價結果告訴我們，這種價格槓桿非但收效甚微，卻抬高了乘客的出行成本。究其原因，春節是國人難以割捨的傳統佳節，寧願多吃點苦多花點錢也要回家團聚。想想年初冰雪天氣時廣州火車站廣場前人山人海的場面，對這種心情應不難體會。

另有一些現象同樣值得環保人士深思。經過數年發展，許多大中型城市基本消滅了高污染高耗能的煤球爐，代之以更為環保的煤氣灶。然而，前幾年，當國際油價節節攀高帶動煤氣價格飛速上漲之時，煤球爐重新回到一些市民的生活之中。很顯然，它的迴歸是居民生活成本最小化的趨利結果。在這種情況下開徵生態税，只會“逼”着更多居民選擇成本更低的煤球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