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的情報人生 打入汪偽“特工總部”

潘漢年長期戰鬥在我黨秘密戰線，是一位充滿神秘色彩的傳奇人物。他出入魔窟，憑藉着對黨的耿耿忠心和自己的大智大勇，為黨除奸，創造了鮮為人知的特殊功績。

百樂門飯店的神秘來客

1939年9月下旬的一天，位於上海租界華山路愚園路口靜安寺西側的百樂門飯店，走進來一位30歲出頭的年輕人，他個兒不高，長臉，挺拔的鼻樑上有幾點淺淺的天花痕跡，戴一副金絲眼鏡，穿一套淡咖啡色西裝，烏黑的頭髮上塗着閃亮的凡士林油，美式白皮鞋一塵不染，好一副小開氣派!他自稱蕭叔安，住進了一間豪華型的套間。

這位神秘來客不是別人，正是潘漢年。

事情還得追溯到1938年下半年。這年8月間，潘漢年在香港接到中共中央的電報通知，令他迅速北上，參加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於是，潘漢年日夜兼程，經廣州、武漢返回延安。

六屆六中全會從1938年9月29日開幕至11月6日閉幕，這次會議所確定的方針政策及其具體的組織措施，對於潘漢年來説，是至關重要的。會議確定把敵後工作作為黨的工作重點之一，而在這條戰線上，潘漢年堪稱行家裏手，他無疑成了中央指定的重要領導人選。由於南方局的建立，潘漢年此後的工作一直在周恩來直接或間接的領導之下進行。

六屆六中全會閉幕之後，潘漢年被留在延安工作。1939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決定成立社會部，潘漢年參與了該部的籌建。中共中央社會部於同年10月正式成立，由剛從莫斯科回國不久的康生兼任部長，潘漢年與李克農同為第一任副部長。這樣，康生就又成了潘的頂頭上司，此後潘在康生的具體指導下，參與領導了黨的情報工作。

在延安，一位名叫董慧的姑娘走進了潘漢年的生活。董慧1918年生於香港，她的父親董仲偉是香港道亨銀行董事長，也是一位富有正義感的愛國人士。“七·七”事變爆發後，董慧毅然放棄已經考上了西北聯合大學的求學機會，奔赴革命聖地延安。1938年1月，20歲的董慧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7月，董慧被分配到馬列學院，與江青做了同學。

1939年9月，潘漢年因眼疾需要動手術，經組織決定，讓他到香港治療，順便了解和兼顧那裏的統戰和情報工作。一到香港，潘漢年立即與廖承志取得聯繫，此後，他一面治療眼疾，一面協助廖開展香港地區的統戰工作。兩個月之後，潘漢年的眼病基本痊癒。中共中央指示潘漢年以中社部副部長的身份，組建華南情報局，統一領導、指揮原在香港的各系統情報班子。

根據中央的指示，潘漢年新建了一個包括陳曼雲、梅黎、高志昂等人的情報班子，又吸收了剛從重慶赴港的劉人壽、黃景荷，董慧也在這時候加入。另外，潘漢年又吸收了著名實業界人士以及其家屬子女和富有傳奇經歷的華克之等得力的情報幹部，使情報工作的觸角深入到香港社會的各個層面。

自此之後，潘漢年全身心地投入到情報工作的第一線，在加強香港情報工作的同時，又奉命着手組建上海的情報工作網絡。1939年9月，他帶着董慧以及劉人壽、黃景荷等人，從香港乘船到達上海。

此時上海“孤島”的形勢錯綜複雜。這裏既是敵我友三方互相角逐的主要場所，又是攝取各種戰略情報的重要窗口。正是由於這種特殊的職業、特殊的工作環境，潘漢年到上海後，便化名蕭叔安，租用了百樂門飯店的上等房間作為掩護其活動的地點。當時，日偽警憲特務也經常出入這家頗有名氣的豪華飯店，潘漢年深知敵人有“燈下黑”的弱點，“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來個身入虎穴。

潘漢年抵滬後，立即通過劇藝社的地下黨員藍蘭和於伶與上海地下黨組織取得了聯繫，很快編織成一個頗有特色、卓有成效的情報網絡。潘漢年不僅利用電台，而且還利用郵政聯繫、派專人遞送等方法，始終保持同延安、重慶、香港的聯繫。

潘部在上海的情報工作人員，各個時期包括內勤外勤不過三四十人左右，隊伍短小精幹，卻富有極強的戰鬥力。正是依靠了上述的情報網絡，潘漢年採取極為巧妙的鬥爭手段，周旋於日本特務和汪偽漢奸之間，展開了一場特殊的鬥爭，“奔波為黨險如夷”，創造了中共情報鬥爭史上的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