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日報》三次大戰《大公報》

提到《新華日報》與《大公報》那場轟轟烈烈的論戰，不能不談及四個關鍵人物——張季鸞、周恩來、王芸生、陸定一。

張季鸞：“報國恩”的蔣方“國士”

《新華日報》與《大公報》的第一次論戰發生在1941年5月，發端於《大公報》的社評《為晉南戰事作一呼籲》。該文既將“集中晉北，迄今尚未與友軍協同作戰”誤定為事實，又將中條山一戰失利的罪責歸於十八集團軍“不予配合”，而後又貌似公正地應題呼籲“在國家民族的大義名分之下，十八集團軍應該立即參加晉南戰役”。隨後便出現了周恩來的“書信”社論和張季鸞的“讀後感”社評的交鋒。

張季鸞早年求學日本，對新聞自由思想極為推崇，在中國辦一張自由的、超然的大報是他一直以來的理想所在。在1926年新記《大公報》的發刊詞《本社同人之志趣》中，張季鸞提出了“四不”方針：不黨，即“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不賣，即“不以言論作交易。換言之，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也”；不私，即“除願忠於報紙固有之職務外，並無私圖”；不盲，即“不盲從、不盲信、不盲動、不盲爭”。張季鸞力圖恪守這一準則，使他名噪一時的“三罵”社評（一罵吳佩孚有氣無力、二罵汪精衞好為人上、三罵蔣介石不學無術）就是例證。“九·一八”事變後張季鸞在《望軍政各方大覺悟》一文中指出“國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凡過去現在政治上負責任的人，雖自殺亦無以謝國人！”其中對蔣介石的指責和嘲諷，似乎也印證了他發刊詞中“其行為利於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的承諾，顯出一種“超黨派”的態度。

然而他又曾對王芸生説過一句耐人尋味的話：“只要不碰蔣先生，任何人都可以罵”1，這又為何呢？

對張季鸞，蔣介石表現得格外“惜才”，不僅沒有介意張的指責，反而將其稱為“國士”，常邀他共商國是。張季鸞則擁有不經任何通報即可直接見蔣介石的特權。張季鸞彌留之際，蔣介石曾親往探望，在寫給張的挽辭中還有“執手猶温”2的語句。這其中不乏政治人物作出某種姿態和為己爭取輿論的用意。而張季鸞卻由蔣對其一人的態度“障目”，由此及彼地得出蔣介石“尊重輿論”的認識，並在《大公報》上樹立蔣的這一形象。

張季鸞《歸鄉記》中曾這樣寫道：“我的人生觀，很迂淺的。簡言之，可稱為報恩主義。就是報親恩，報國恩，報一切恩！”張的“國恩”思想，我們可以藉助其1941年回應周恩來的社評《讀周恩來先生的信》來理解。在社評中張季鸞將蔣介石作為“國家中心”來維護，並勸解“同胞們都有擁護的責任，我們認為中共諸君也有擁護的責任，因為這個中心失敗了，就要同歸於盡。”顯而易見，在張的認識裏，“國”即為蔣介石領導下的國家，他的“報國恩”自然就成了報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恩了。如此，張季鸞的立場自然就向助蔣、向“執政黨”一方傾斜，“超黨派”也就無法實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