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鄉為什麼要比工會有號召力

11月25日，廣東東莞一家玩具廠爆發一起勞資糾紛引起的羣體事件。與大多數羣體事件一樣，情緒激動的羣眾砸了警車、破壞了辦公設備，並且，也是有“少數不明真相的人”在發泄他們的不滿。事態雖已得到平息，但在這個事件中，“老鄉”所發揮的組織和策動乃至安撫作用十分明顯，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向。（《廣州日報》11月26日）

事件的起因是玩具廠要辭退兩批員工，但廠方與員工在經濟補償問題上發生爭執。報道沒有提到這家據説是港資企業中是否有工會、工會是否發揮了作用。如果確實發揮了作用，相信新聞媒體不會隱善不彰。於是，因為裁員涉及到的經濟補償過低，員工中間的不滿情緒，沒有能夠按照某種程序設計，通過工會組織實現與廠方的順利溝通，而只能是由員工中的勇於出頭者出面與廠方自行溝通。

且不説這種自行溝通是否有效，但凡事情走到了這一步，對員工而言，肯定已無迴旋餘地。事情無論成敗，出頭談判的人肯定是要走人的，甚至弄不好，他們就是秋後算賬中要處理的那“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這實在是當今勞資關係的悲哀——中間斡旋組織的缺失，不僅僅是工人的悲哀，同時也是資方的悲哀。

工會哪裏去了？中國工會會員超過兩個億，不是號稱世界上人數最多嗎？一個世界第一的組織，往往在具體的羣體性事件中讓位於老鄉，其間有沒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按説，處於工業化加速期的中國，亟須建立比較完善的勞資博弈機制，而勞資能否合理合法地博弈，往往取決於中間組織、也即代表工人權益的工會組織。

然而，至少從目前看，國內工會組織在某些涉及工人根本權益的問題上，是令人遺憾地缺席着的。利益代言讓位於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總目標是一個原因，其自身與所代表的工人缺乏水乳交融的聯繫，可能是另外一個原因。而恰恰在工會組織缺席的地方，枝枝蔓蔓的老鄉組織部分地填補了空白，甚至成為工人的主要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