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成職務犯罪高發人羣 缺乏約束是主誘因

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披露的數據顯示：2003年至2007年，浙江省各級檢察機關共立案查處涉農職務犯罪案件1238件1415人，分別佔同期立案總數和立案人數的25.9%和25.5%。

“這表明，涉農職務犯罪已成為職務犯罪的易發、高發領域。”浙江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劉建國今天對記者表示。

案件：好支書變身“貪村官”

2008年9月17日上午9點，浙江省永康市法院14號審判庭。

被告人席上的鄭其優，戴着一副黑框眼鏡，一副文質彬彬的樣子。如果不是在這種場合，人們很難把他與受賄50多萬元的“貪村官”畫上等號。一同站在被告人席上聽候宣判的，還有他的妻子桑銀圭。

“被告人鄭其優犯受賄罪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兩罪並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四年零六個月；被告人桑銀圭犯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

聽到這一判決，旁聽席上的村民們禁不住拍起手來，鄭其優夫婦卻是一臉木然。

就在半年之前，當時身為永康市經濟開發區鄭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的鄭其優，還是一個風光無限的先進人物。

2001年初，鄭其優被推選為鄭村村民委員會主任，2004年又被選為村黨支部書記兼村民委員會主任。經過短短一年多時間，鄭村的面貌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永康數百個村集體中率先成為浙江省全面建設小康示範村。2006年10月，鄭其優還作為永康市農村幹部代表應邀參加了全國性的村幹部論壇。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自從鄭村開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以來，反映鄭其優有經濟問題的舉報信就從沒間斷過。

永康市檢察院根據舉報經過調查，於2008年3月28日以涉嫌受賄罪對鄭其優立案偵查。隨着偵查的深入，鄭其優被發現在擔任永康市經濟開發區鄭村村委會主任、村黨支部書記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多次非法索要、收受他人錢財共計人民幣520438.75元。

特點：班子成員集體作案

共同犯罪比重大，窩案、串案頻發，是浙江省涉農職務犯罪表現出的又一特點。據統計，在2003至2007年所辦案件中，共同犯罪案508件，佔案件總數的41%左右，並且呈進一步上升的趨勢。

“整個班子集體作案，利用各自的職務之便相互勾結、合夥作案，內外串通、上下聯手，是這類犯罪的主要表現形式。”劉建國説。

而涉農職務犯罪涉案金額較大，且呈現不斷增大的趨勢，也是一個不容易忽視的問題。來自浙江省人民檢察院的數字顯示：2003年至2007年浙江省各級檢察機關立案查處涉農職務犯罪案件1238件中，涉案金額10萬元以上的案件為587件，佔案件總數的42%；5萬元至不滿10萬元的為341件，佔24%，上述兩類大案共佔案件總數的66%以上。涉案金額上百萬元的案件也屢有發生，5年中共查辦58件，佔案件總數的4.7%。

誘因：“土皇帝”缺乏約束

據統計，今年1至10月份浙江省檢察機關共立案查處涉農貪污賄賂犯罪案件412件522人，其中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等村幹部職務犯罪案件佔到涉農貪賄案件的四成左右。

“農村基層幹部是國家龐大行政機器中的末梢神經，直接面對着基層農民，他們的一言一行直接關係黨和政府的形象。村幹部理應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領頭羊，而不應該成為新農村建設的絆腳石。”劉建國説。

自身素質不高、自我約束能力差是村幹部職務犯罪的主觀原因。“從查辦的案件看，絕大多數被查處的村幹部只有中小學文化程度，他們對自身的責任、地位缺乏正確的認識，認為自己是沒人能管的‘土皇帝’，缺乏自我約束。還有一些村幹部認為自己跟正式幹部相比，在位時間不確定，‘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思想相當嚴重。”劉建國坦言。

此外，民主管理與監督機制的缺失使得村幹部權力的行使處於自由狀態，則被劉建國認為是導致涉農案件高發的另一重要原因。他説，當前，部分村的財務賬目不清，財權主要掌握在村支書和村委會主任手中，收支全憑“一支筆”、“一張嘴”，有些村財務收支沒有專人審批把關。

對此，劉建國提出了加強對村幹部的法制教育、加強農村法治宣傳，調動羣眾反腐積極性、建立健全支農資金的監管體系，進一步推行村務公開、強化農村預防機制等一系列有針對性的預防措施和建議。(本報記者 趙陽) 法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