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姐宣誓用套背後藏着的防艾現實
作者:朱稳坦
“健康是人的第一財富……從今天開始,我們一定要用安全套!每次都用!堅決使用!不用不做!”這不是在對某品牌安全套進行推廣,而是一幫夜總會從業人員的集體宣誓。日前,國家級高危人羣干預人員培訓師萬紹平到廣州花都區一家夜總會,為數十名從業人員提供現場干預。(12月1日《信息時報》)
這在不少人看來,似乎是一個頗為矛盾的事情:賣淫嫖娼是政府明確打擊的違法行為,但是公共衞生領域的專家學者,卻不遺餘力地在特殊人羣裏推廣用套,這難道是對賣淫嫖娼的默認嗎?
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不妨先看一組數據:衞生部通報,截至9月30日,我國累計報告艾滋病病例264302例,另據估計,中國現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約70萬,這其中可能有44萬人不知曉自己已經被感染。(12月1日《京華時報》)可以推測,這44萬人僅僅是粗略估算出的一個數字。它背後是一羣數量龐大的無法與這個模糊數字一一對應的具體的個人。
“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害怕被歧視而不敢接受檢查、不敢暴露自己”。從這句話可以分析出,精準統計出這些人羣,“非不能也乃不為也”。社會歧視,成了這其中那些已經知悉自己染疾的人,主動去登記並接受專業救治的最大障礙。這種情形在此前的關於“網癮精神病”的論爭中也得到相同的體現。網友們厭惡把網癮定性為精神病,倒不一定真的不贊成其中的學理或病理剖析,而是現實語境迫使他們發自肺腑地排斥“網癮精神病”中飽含的社會歧視成分。而現在,艾滋病和精神病儼然置身同一歧視語境。
現在再來看萬紹平深入“一線”,為夜總會從業人員提供現場干預,我們或許多少能理解其中的深意了。“掃黃”和“防艾”並非對立,人性化的關懷並非對賣淫嫖娼的默許。這是在客觀背景下,強化從業人員自身安全的一種防範,更是防艾大局的需要。道德苛責,只源於對“小姐”的非道德情結,但一個成熟而理性的社會,不能任由道德的口水湮沒一切。
而根據社會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的“六個分離度”理論,世界上素不相識的兩個陌生人,只須通過6個人的輾轉就會搭上關係。而艾滋病的傳播途徑之一就是性行為,所以性從業者無疑是感染和傳播艾滋病的高危人羣。對於她們集體宣誓,我們不能只當笑話聽,我們相信只要她們能“履行承諾”,那麼必然能“遏制艾滋”。假如娛樂場所的相關從業人員都能有這樣的承諾,並嚴格踐行的話,那麼必將出現一個讓人欣慰的防艾局面。
這時,我們也不能忘了那不願曝光,不願被公然歧視的“隱形”的病毒攜帶者。44萬之眾,讓人心驚。若要讓他們逐漸顯影,從孤寂地擔驚受怕,到大方走出來接受及時診療,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就是歧視語境必須消弭。而要消除歧視,則必先打消公眾顧慮,消除因無知帶來的恐懼。
記得05年的時候,作為“預防艾滋病宣傳員”的央視名嘴周濤曾在公開場合,説出一句很雷人“防艾心得”:“我們能夠成為宣傳員,説明我們的生活檢點,沒有那些不良嗜好。”這話當時雷翻了很多人。我們不知道她是如何當選“防艾宣傳員”的,但她顯然對防艾知識幾乎一無所知。更讓人憂心的是,作為“防艾宣傳員”,作為公眾人物,她通過公共平台,無意中傳播出如此荒謬的防艾信息,其實無形中讓一部分毫無甄辨力的觀眾,強化自己的錯誤認識。因為和周濤一樣以為染艾滋病都是因為“生活不檢點”的,大有人在。而這又加劇了社會的誤解和歧視。當極個別水分極大的“防艾宣傳員”成了傳佈錯誤防艾知識的揚聲器時,則只會加劇社會歧視。
我們知道,防艾不僅需要政府的力量,更需民間組織的大力參與,只有充分發揮社會作用防艾才能取得實效;同時領導者的行動、創新能力和遠見,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些還不夠,我們普通民眾到底對中國的防艾現狀瞭解多少呢?所以要切實推進防艾工作,向社會全面普及防艾知識,消除社會歧視,讓每個人參與防艾,無疑是當下最迫切的要求。 (李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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