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亞文：警惕經濟危機傳染全球政治

放寬歷史的視野，我們就不能只從經濟角度來考量這場經濟危機的範圍和影響。幾乎每一場經濟危機都帶來了明顯的政治甚至軍事後果，後果的嚴重性與經濟危機的嚴重性成正比。這種嚴重性如果不提前預計並儘早防範，小則國家、大則世界所面臨的，就不是簡單的經濟停滯問題了。

1929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就曾經使全球主要經濟體紛紛改變經濟政治政策，社會主義、羅斯福新政和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作為失敗的自由資本主義方案的替代物，當它們一同出現於世界經濟政治舞台並相互競爭時，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因此發生。

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源起，僅僅從道德上指責法西斯主義的“反文明、反人性”是不夠的。“主義”是問題的產物。這些“主義”儘管名稱不同，但都是當時各國民眾意願的產物，而且在一定時間內都緩解了各自的國內矛盾和衝突。在二戰前夕，這些不同的政策選擇即發展模式，由於各唱各調，不能在同一個世界協調它們之間的權力利益和意識形態差異，它們之間的相互競爭，又加劇了國際政治中本就存在的糾紛和衝撞，於是對立的軍事聯盟出現，最後只能再通過一場全球性戰爭來解決問題。

前進和輪迴都是世界的常態。雖然不能認為當前的這場金融危機是六、七十年前的世界事態的重演，但近幾年間世界經濟政治中出現的一些跡象，卻非常不令人樂觀。俄羅斯在上世紀末以來改革國家經濟、政治政策後，與西方國家間關係重新陷入緊張，政治觀察家們開始驚呼世界已進入“新冷戰時代”，就讓人再次感受到了世界經濟中的理念和模式之爭的殘酷性。

世界在這個時刻無疑是一個危險世界。中國在這場世界性金融危機中能扮演和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中國首先應該明確的，乃是危機的性質，要知道世界到底患了什麼“病”。

從國際關係的角度看，這場金融危機反映的乃是國際社會中長久存在的兩種典型紛爭：一類在於西方發達國家與非西方後發國家之間。西方國家用諸如天文數字般的債務套住非西方國家（如1982年和1994—1995年的兩次墨西哥金融危機、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機，都直接起因於無力償還外債）等手段，使絕大多數後發國家在現行國際經濟秩序中難以“翻身解放”。近些年來發達國家內部和發達國家與後發國之間貧富分化的加劇，以及眾多後發國家的國民經濟和國家組織體系在壟斷資本的巧取強奪下“有控解體”，都説明，自上世紀80年代發達國家紛紛告別凱恩斯主義後，資本主義已再次向社會達爾文主義迴歸。這是近些年來一些後發國家政治紛爭增多、社會動盪不已的深層成因。

另一類是西方發達國家之間。世界再次看到歐美之間圍繞世界金融和經濟、政治主導權的激烈競爭。西方國家之間有鬥爭，但捍衞的都是自身的利益，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都不過是歐洲和美國眼中可以使用的棋子，而其他更多後發國家的利益則根本不在西方世界的考慮範圍之列。

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有義務盡到自己的努力，防範世界重新回到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後的社會和政治生態。

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及其後發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其中的一大教訓就在於：在經濟危機前後，世界各主要經濟體不是協力促進國際正義，而是相互關閉國門力求自保，結果導致各種力量間的殘酷鬥爭。今天的世界應該避免再次因為不同的經濟社會問題解決方案，而出現對立性的政治軍事集團。因此，必須加強國際協調，保障世界貿易體系的通暢運行，同時減少國際國內的不平等不正義。

中國不能不在世界經濟政治中保持鮮明的獨立性，既不做歐美聲音的附和者，也不做歐美願望的純粹對立者。這與中國在現階段的國家特性有關。中國是發達國家中的後發國家，後發國家中的發達國家，至少擁有五種國際身份，即有自身歷史傳統的文明古國、地緣上的亞洲國家、非西方後發經濟體、大國羣體的組成成員、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中國在全球經濟、政治中的戰略選擇，要依這五種身份定位，兼顧國際正義需求與權力政治現實，在參與大國政治的同時，又要致力於協調西方與非西方“兩個世界”間的意識形態差異與現實利益衝突。▲

(作者是北京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