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紅漫：期待國民收入也能翻一番

回顧歷史，由於海外經濟形勢突然惡化所引發的國內被動型刺激政策並不罕見。十年前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時，中國已經歷過類似局面。對比前後十年的應對調控政策，可以發現，本輪應對危機的基本政策思路與十年前類似。然而問題的核心在於，既有的政策思維是否能夠迅速取得成效，而短期的政策成效是否能換來長期增長潛力的提升。

儘管投資、出口和消費三個因素並稱為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但是三者的實際經濟含義卻並不相同。投資在投入初期能夠以需求增長的形式拉動內需，但是在一定時間之後，投資行為所產出的終端產品會轉而成為供給，必須要依賴消費需求的擴張才能夠消化。換句話説，投資需求對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果雖然迅速，但是如果終端消費需求無法同步提升，那麼國民經濟終究還將會面臨增長後勁乏力的問題。而最為不幸的情況就是，大規模投資拉高了資源市場價格，推升了整體物價水平，而消費市場卻無法消化終端產品，所謂的“滯脹”問題就會隨之而來。

1998年突然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危機的源頭在於亞洲市場，也就是世界製造業基地。而歐美市場的消費需求和實體經濟只是受到部分波及，並未遭遇實質性打擊。也就是説，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特徵是全球的消費需求並未大幅度衰減，對於以工業製造為優勢的中國而言，大規模的投資注入所帶來的市場產品供給，擁有了穩定的消費渠道。與之相比，此次美國的次貸危機則截然相反。危機的策源地在於歐美市場，當下的世界經濟格局是製造能力依舊強盛，但是消費能力卻大幅減弱。由此所帶來的問題是，短期大規模投資建設固然能夠讓經濟指標優化，但是隨着投資品轉化為消費品，市場是否有能力把它們消化掉呢？

截至目前，中央政府給出了4萬億規模的投資規劃，而地方政府公開的投資規劃累積已經達到11萬億。二者相加，已經達到年度GDP總量的一半左右。可以説，單純依靠投資行為所拉動的經濟增長已經毋庸置疑。然而，從長遠看，是否能夠真正幫助中國經濟實現轉型，則需要進一步仔細考量。

與投資刺激方案相比，目前側重於鼓勵消費的政策措施仍顯不足。以此觀察，次貸危機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壓力，或許恰恰是實現中國經濟結構優化的契機。應對危機的總體政策規劃不能是“應景”之舉，而是應該藉此機會實現中國版的“收入倍增計劃”，立足於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國民財富持續增長目標。實現國民收入增長最成功的案例在於日本。1960年日本宣佈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實施的成果是，1967年日本實際國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各種家庭耐用消費品的普及率達到90%以上。反觀中國，有關內需不足的矛盾並非始於今天，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已經是宏觀調控的重點，至今仍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突破。也正因此，一旦海內外經濟形勢出現波動，有關拉動內需的問題就會備受關注。

刺激經濟不僅僅是當前抵禦危機的權宜之計，更是促進我國經濟長效、健康發展的根本之策。我們期望的是一箇中國版“收入倍增計劃”的出台，而不僅僅是立足於短期內經濟提振的“投資刺激方案”。▲(作者是上海第一財經頻道主持人，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