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欣：不要只用GDP評估日本

最近，又有一些媒體在談“日本衰弱”話題，認為最近日本被美國經濟危機拖下水，將再現20年前泡沫經濟破滅時的衰退跡象。其實，這些“衰弱”的視角都是侷限於GDP、技術進步、收入增長、工業化等傳統視角。超越這個角度來看日本，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印度出身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等提出了新的“發展觀”，認為判斷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應以“每個國民追求自己認可的有價值生活的可行能力”為標準，即“健康長壽、教育及體面生活”是否得到擴展。1990年，聯合國開始採納這種“以人為本”的觀點，參考預期壽命、教育及人均GDP值等指標，加權平均計算出人類發展指數（HDI），並以此反映人類的生活質量。這種“超GDP發展觀”在世界上已經引起重視，但真正成功踐行者並不多見，在發達國家中，日本可以算是一個範例。

日本人多地少、資源匱乏、災害頻仍，卻長期壟斷了全球最高長壽、最佳衞生環境、最普及教育等多項“體面”的桂冠，在世界上各種有關人類發展及生活質量的排名中，日本大都名列前茅。日本雖不是得天獨厚的“天之驕子”，但卻在國情環境及成長週期都處於相對不利的情況下，以發展觀的創新，營造着自己“以人為本”的新生活。

在GDP上升期講究HDI是再簡單不過了；但在GDP下降期仍堅持HDI，那就是一種境界了。或許可以説，日本是通過自覺或不自覺的全民努力，實踐了一個與西方傳統經濟理念及價值觀念迥然不同的“新發展觀”。

筆者客居日本多年，一直堅持在居家附近一個健身中心鍛鍊。許多熟面孔都不是什麼“富人”，有人連運動衫都捨不得買，但卻堅持每天跑步、游泳、桑拿、喝茶，過着不很富裕但自得其樂的日子。這裏白天基本是老人與主婦的天下，與一些國家只有俊男靚女和有錢人才去健身房的情況截然不同。這樣的健身房在日本比比皆是，甚至近20年的低增長下，數量還越來越多。很明顯，健康、長壽、衞生、舒適已經是民眾生活的主要目的與內容。

絕大多數日本人都不是腰纏萬貫，也大都不去做“天上掉餡餅”的夢。即使有錢，也少有人去購買名車豪房擺闊。但他們重視“人”的生活質量，並且始終保持量力、節約的自我約束。這種自控、自制、自肅的生活追求，可能讓人感到缺乏激情，但卻自然而然地表現出合理的自主性與可持續性，即使在經濟蕭條及危機時也能夠保持經濟及社會基本面的穩定，不致被沖垮。

當然，作為世界第二發達大國，日本有這種實力及心態上的自信，並非捉襟見肘的發展中國家可比，不一定非得將GDP增長視為“發展”主要標誌，或將其作為衡量官員政績及地區排位的標準依據。但同為發達國家，日本與美國相比，兩者在生活追求上的不同是顯而易見的。這種發展觀念與實踐的差異，在今天的危機時刻，也會顯現出來。

日本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由“均富”釀成的民眾心態和諧、平穩。這也是用GDP難以評估的重要項目。許多外國人都説，在日本幾乎沒有見過街上人吵架。另據英國一項最新民調，在主要發達國家中，日本支持“富人多納税”的人最多，但認為“貧富鴻溝太大”的人最少，日本在“仇富”排行榜中墊底。這裏有日本人平時的教育、培養團隊精神等原因，但最重要的是日本已形成了一種“均富”的現實及機制。亞洲銀行2007年調查表明，日本的基尼係數是0.24，在亞洲國家中是基尼係數唯一低於0.3的國家。

由均富而形成的各類價值觀，是日本戰後高速發展的潤滑劑，也是遇到困難時穩定陣腳、共度時艱的緩衝閥，更是建設富裕、平等的大同社會的理想所在。民眾一旦有了源於財富公平佔有的一體感，這種“同心同德”所發揮的作用常常是經濟數字難以衡量的。

這種“均富”在小國可能不難，但在日本這樣的人口大國，得來不易。新中國建國近60年，前30年是“均而不富”；後30年是“富而不均”。這裏的“均”與“富”都是動態概念，即在平均化中抑制了富裕化或“富裕化”中丟棄了平均化。實踐證明，這兩種情況都難以實現真正的社會和諧。當年中國人一直寄望在“平均”的建構中求發展，大概也不是不懂得“效率致富”的道理，而是意圖知難而進，期望的可能就是一個“公平均富”的局面。因為這才是兼顧中國社會發展與穩定的“硬道理”。作為人口大國的兩難選擇就是：既患寡也患不均。“公平與效率”幾乎是永恆的難題。在這方面，日本取得了好的經驗，也提出了新的問題，不能不令我們省思，對迄今的中國發展作出自己的評判，而不是竊喜日本所謂的“GDP衰弱”。▲（作者是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