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總統卡特：中國的巨大變化出乎意料

在中美迎來建交30週年之際，中美建交美方開創者，前總統卡特接受了中國記者的採訪。他表示，他為自己當年與鄧小平共同做出正式建立外交關係這一歷史性決定感到自豪；為兩國間建立起來的持久友誼與相互尊重的關係感到自豪，並期望美國新政府能夠將這一互利互敬的關係保持下去。

採訪是在位於美國喬治亞州的卡特中心進行的，卡特中心位於亞特蘭大市近效一處古木扶疏的園林中。卡特剛剛從南部非洲出訪歸來便接受了中國駐美國記者的集體採訪，參與採訪的有《人民日報》駐美國首席記者李學江、新華社華盛分社社長葛相文、中國國際廣播電台首席記者王珊珊、中國青年報翁祥和上海《文匯報》朱幸福等人。卡特走進會客廳同中國記者一一握手寒喧後落坐。這位年已84歲的前總統看起來已滿頭銀白，但卻依然行動敏捷，思路清晰，語句流暢。下面是採訪的全文。

本網駐美國記者 李學江

採訪卡特前總統問答全文

卡特開場白：我的生日和中國國慶是同一天，十月一日。所以鄧小平和其他的中國領導人總是説，我成為中國的朋友是命裏註定的。我當選總統之後，認識到30年來美中之間還沒建立外交關係，我認為非常需要改變這種不好的局面。我與中國領導人保持接觸，特別是鄧小平，我們從白宮直接和他開始了遠距離的秘密談判。12月15日，北京和華盛頓同時宣佈了建交公報。這對美國人來説非常出乎意料，因為這是我們之間的機密。這個舉動當時並不得人心，因為那時候美國人和多數國會議員都是倒向台灣的。三天後，我想是12月18日，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歷史性地宣佈將徹底改變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制度。我邀請他訪問美國，估計他大概在第二年6月份會來。而他説1月份就來。他説來就來了，我們非常高興接待了他和夫人，還有一個龐大的隨行團隊。在會見期間，我們達成了廣泛的協議，有幾十個，涉及兩國的方方面面。

這是我們國家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我和鄧小平之間關係很好。他訪問美國返回中國後，我繼續派我的內閣部長們訪問北京，他也派他的部長們過來。我記得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我的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Frank Press)到北京和鄧小平會談。當時中國是白天，而這邊是半夜，我正在白宮睡覺，電話鈴響了，當時是凌晨3點鐘。弗蘭克·普雷斯説，“總統先生，我實在不願意打擾你休息”。我説，“肯定是發生了危機”。他説，“不是，我正和鄧小平副總理會見，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我説，“當然可以”。普雷斯説，“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我説，“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我想現在（美國）大概有8萬多中國留學生，而以往達到過10萬人。這個小插曲展示了我和他之間良好的關係。從那時候開始，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不斷改善並擴展。

我認為與中國的關係現是美國最重要的外交關係。我的國家和你們國家之間建立了友誼和相互尊重。我對此感到自豪。

我想談一下卡特中心與中國的聯繫。我於1981年卸任後訪問中國時，中國還不願接受國外援助。我們和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進行合作。鄧樸方來過美國，我們在中國完成了兩個很好的早期項目。一個是幫助興建了一個非常大的生產高質量假肢的工廠，並提供了設備。另一個是在全國培訓了900個教育專家，由他們再培訓小學教師，教他們如何指導盲童和聾啞兒童。我們很高興做這些事情。1982年，中國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明確了村民基層選舉制度。1987年，這一制度得到法律形式的確認，卡特中心應邀參與幫助這項法律的實施。1998年，我們參與了這項法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修訂。我們與中國政府相關部委以及全國的村鎮進行了順利的合作。現在，我們正在更多的領域擴展項目，像幫助小村鎮的經濟發展、在非洲事務特別是衞生保健事務中與中方合作、還應邀在改善中國農村醫療衞生方面進行合作，因為卡特中心的一大功能就是在全球貧困人口的疾病防治上做出努力。

邀請你們來我很高興。你們知道，我們選出了新總統。我們還不知道他對中國的政策如何。也許兩國關係之間會有一些緊張的方面（希望不會這樣），但在應對全球經濟困境帶來的問題上、在應對中國在拉美和非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區不斷增加的影響力帶來的競爭上（可能難免）。我想，隨着中國在全球經濟和政治事務中地位的提升，（兩國之間）競爭可能會升級。還有兩國之間一直存在一些爭議，像西藏問題和台灣問題。在台灣問題上我和鄧小平合作得非常成功，但是未來可能會出現一些潛在的爭論。卡特中心和中國領導人一直有密切的、長期的工作關係，我們希望能作為一座橋樑，為兩國關係的和諧發展做出努力。

問:總統閣下， 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都記得，您為中美關係正常化作出了巨大貢獻，您剛才説中美關係已經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您現在如何評價中美之間過去30年的關係發展？

卡特： 是的，中國發生了巨大變化。我認為美中關係正常化和鄧小平對改革的承諾改變了中國，中國人民在中國國內的地位發生了變化，中國在國際上成為世界級角色。由於更多改革的承諾，包括企業自主、貿易自由，允許老百姓在國內自由遷移，建立自己的自由企業體制，中國現在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我在開場白中很概括地説過，中國已在外交和政治方面大規模地擴大了自己的影響力。當然，中國在1979年以前就已在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區和國家的事務中有自己的影響，但現在我認為在這個過程中美中在世界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影響力方面都發生了變化，中國在世界生活中已成為更加有影響力的國家，這驗證了鄧小平的智慧。鄧小平當時與我達成的協議其實對美國也是有益的。我們開始有些棘手的問題需要談判，比如台灣問題。他和我同意只有一箇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我同意中國的（要求），除了防衞性武器外，不向台灣出售任何武器。但是自那時以後，有一種感覺，美國方面並沒有完全恪守協議。在你們那個地區--亞洲，中國已經亮相，我認為美國和中國可以在這一地區和諧相處並開展合作。我們應該維護這一地區的和平，並幫助其他國家。我們維持了我們的生活方式，我想美國實際上也認可了中國在世界事務中更大的影響力。

問： 總統先生，正如您剛才提到的，1978年中國發生了兩個重大事件：一個是中國已故領袖鄧小平開始了改革開放；另一個是中國與美國建立了外交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