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繼武：解決矛盾不能總靠一把手

轉型期的中國，經濟發展一日千里的同時，社會問題也層出不窮，出租車司機罷運、飛行員罷飛等事件接踵而至。社會矛盾的發生，並不是什麼可怕之事，世界上哪個國家會沒有這樣的矛盾呢？問題的關鍵還是在於如何解決，找到合適的勞資溝通渠道。如果無論出了什麼大事小事，總是要市長、省長這樣的一把手出面才能解決，那麼矛盾只會越鬧越大。因此，只有建立和完善健全的利益表達和溝通機制，才是解決社會矛盾的根本。

在西方國家，羣體性社會矛盾激化，不是什麼新鮮事兒。如果紐約的地鐵工人要加工資，必須由市長出面，那麼，美國地鐵工人要求加工資，就要由布什總統出面來解決？那樣的話，白宮豈不是成了九品判案廳？每一級政府有每一級政府的職責，每一級政府中誰該管什麼也應有明確分工，不能事事都找一把手，如果美國的市長、州長，甚至總統整天都忙於接待請願的民眾，那可真是本末倒置，大材小用了。

對於不同領域的問題，政府應當有不同的解決機制。比如，紐約市對出租車的管理就有一個專門委員會，出了問題由這個委員會來和出租車司機的工會談判解決，或者由這個委員會出面，向出租車公司的老闆們提出具體的要求。有了這個機制，一般的問題就根本用不着市長來出面解決了。

事實上，解決羣體矛盾，要害在於基層行動，而不是權力方的調停平息。在西方社會，權利維護和社會糾紛解決渠道中，各種羣體的利益代言人和機構比較健全，工會、協會與法庭成為勞資協調的中介。近年來，好萊塢編劇罷工鬧得沸沸揚揚。儘管編劇間的利益差異巨大，但他們作為一個整體，感覺製片方利益分配不平等時，全美編劇協會就挺身而出。經過數月的討價還價，製片和編劇協會取得新共識，勞資矛盾得以調解。

那麼，政府的作用是什麼呢？當然，政府作為第三者，可以在法規的制定、監督和確保談判的順利進行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必要的時候，政府還可以幫助弱者説話。

社會矛盾的解決，不是依靠國家權力的介入與調停，而在於基層社會羣體有無良好的利益表達機制與資方談判。如果每個團體都可以合理地利益表達，勞資雙方溝通渠道也非常暢通，在反覆利益博弈過程中，就能找到一個比較合適、能為各方所接受的利益平衡點。可以看出，基層利益羣體的維權自覺度與團體凝聚力至關重要。倘若博弈雙方都能通過完善的利益表達渠道和機制，進行坦誠的溝通和互動，而不是走向衝突和暴力，則有助於建設和諧的社會秩序。如果一味訴諸於政治權力的威嚴，來保證弱勢羣體的“正當利益”，只會大大扭曲勞資利益溝通渠道，形成一種依靠權力的社會心理文化。為什麼我們只相信人的正義裁判，而不相信制度保障呢？

一種好的制度模式，一項順暢有效的利益表達和博弈機制，能保證無論誰參與，無論在何處，都能有效地解決社會矛盾。僅僅依靠公共權力部門來保護弱勢羣體的利益，只會使利益平衡複雜化。在收銀機發明之前，超市老闆絞盡腦汁，通過思想教育、道德灌輸以及相互揭發等辦法，都難以杜絕收銀員的偷錢作弊行為。直到有一天，一位聰明的美國西部超市老闆發明了收銀機，這項重大的物質制度發明杜絕了收銀員的小聰明———不管收銀員品性如何，都只能乖乖地收錢。所以，與其等待國家權力來調解矛盾，不如基層先行，團結就是力量，形成利益共同體。

社會矛盾激化的根本緣由，在於一些羣體的聲音無法表達，無法進行平等的對話與交流，更不用提有效的溝通、博弈和利益保障了。要化解轉型中國的諸多社會矛盾，形成和諧的社會秩序，根本之途不是求助於公共權力的“欽差斷案”，而是基層積極行動起來，形成自身的利益聚合和表達機制，與博弈方有效對話、溝通和談判。▲（作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