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應該如何學會説話？

作者：徐賁，知名學者

中國前駐法大使、外交學院前院長吳建民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批評一些中國高官不懂得如何同外國人交流，把大量時間浪費在充滿套話、廢話和空話的無效交流上，指出交流力缺失是中國社會的一大浪費。前不久，又有報道，“人民網”推出了“怎麼看領導幹部找替身開會”的專題調查，説是會太多，而且開會聽報告太辛苦，不能不請人代勞。還有報道説，今年7月份針對華南虎事件，陝西省召開處級以上幹部大會，在整風大會現場，台下幹部卻睡得正香。

開會的“逃會”、“睡會”、“替會”，這都與會上説話的人説話不得法，叫人厭煩、提不起興趣有關係。看來一些官員説話能力成問題，不是在國外不會説話，只會在國內説。其實，他們在國內也不會説話，否則怎麼能把聽話的人聽得睡着、煩得要逃走呢？

説話不只是一種動嘴巴的能力，而更是一件需要花心思，去與聽話者有效溝通的事情。説話是涉及人與人實際社會關係的話語行為。平等、尊重的話語是討論、探尋式的。它不自大、有自省意識，因此而親切、幽默。相反，居高臨下的話語則是指示、命令式的。它聽上去很權威、很正確，但會讓人覺得壓抑，無法親近。今年8月雲南某高層論壇開場白就客套了80分鐘。不是不會説話，是根本不會替聽話人的感受着想，居高臨下的話語是官場文化的產物，要改變這種話語，需要改變“我説，你不能不聽”的心態，更要改變“上面説，下面不能不聽”的社會關係。説話的人不妨先做一個簡單的練習，説話前在心裏想一想，如果我是一個平凡的公民，我會如何對其他公民説話。平等的話語首先是在平等的公民互動、交往關係中發展起來的。

公元前4世紀，在雅典有很多教人説話的修辭學校，其中最有名，也是最特別的，是由伊蘇格拉底（Isocrates）辦的。伊蘇格拉底把説話當作一種能幫助公民秉性和德性成長的普適教育，而不只是一種可以用來作法庭辯論或公開發言的技能。説話可以是顯示真實的方法，但也可以是遮蓋和扭曲真相的伎倆。光教人如何説話，而不教人如何説真話、為何説真話，會把受教者引入歧途。伊蘇格拉底説，學習説話要有進步，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是説話人的自然秉性，不光是動嘴的天賦，而且也是真誠地説話。這是最重要的。第二是關於説話技巧的知識，如何運用排比、比興、講究用詞鏗鏘、自圓其説等等。第三是練習，練習的實踐比光有知識要來得重要。

放到今天的公共生活之中，伊蘇格拉底對説話本領三要素的看法仍然相當有用。

一個人説話，首先要明白自己為什麼要説話。在雅典的自由公民城邦裏，一個公民要爭取公共權力就必須先得到其他公民的支持，演説成為一種很現實的公共生活需要。在現代民主國家裏也是一樣，政治人物大部分是靠在選民或公眾那裏説出來的，而不是在要麼説官話，要麼悄沒聲息的權力體制中提拔起來的。

至於説話的技巧知識，現代人已經遠不如古代人講究。我們並不期待政治人物做像古希臘、羅馬人那樣流芳百世的“演説”。現代人只要有大白話就行，而且越是大白話，越是大實話越好。在現代民主社會里，反倒是那些用説話和發言來遮掩事實的人，才特別需要研究一些以假亂真、似是而非、專按自己的意思辯證的“技巧”。倫理學家博克（SisselaBok）説，這種説話的技巧其實是“説謊”的技巧。

説話的本領是在實踐中鍛煉出來的。公共人物，尤其是官員，與民眾交往越緊密，越經常，自然就越有練習説話的機會。這種練習與作報告、下指示的説話是不同的，它要求理性平和的對話，而不是頤指氣使的獨白。理性對話是一種公民社會的話語，它據理勸説，但並不能預期勸説的效果，因為被勸説者可能有他自己的理性立場。它因此也是一種多元、妥協、寬容的話語。

責任編輯：董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