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 旭：要像用兵一樣用好中國的錢

由美國金融危機引發的兩個關於“錢”的話題，這段時間在中國各界議論紛紛：一是中國成為美國頭號債主，中國到底應不應該“英雄救美”；二是中國緊急決定兩年內投入4萬億人民幣的固定資產投資。“用錢如用兵”，對於天文數字的國民財富的支配需要戰略考慮。如毛澤東所説：抓住戰略的樞紐部署戰役。這個原理適用於所有領域。

鉅額外匯應該首先服務於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大局。自古不足謀全局者不能謀一域，不足謀萬世者不能謀一時。事關中國現代化全局和長遠的最關鍵的制約因素是什麼？一是資源，二是高技術。世界鐵礦石寡頭對中國的連續敲“砸”連普通人都感覺到了，而高油價的黑洞吞噬了中國多少錢也是盡人皆知。外匯應該用於在全球範圍內控制資源，這是一個常識。日本幾十年前就是這麼做的，現在已經入股世界最大鐵礦石公司、最大的石油公司和最大的核能公司，一舉成為世界的資源大國。面對發達國家禁售武器和高端技術，試圖以市場換技術的策略註定失敗，不僅不能通過合資拿來技術，反而會導致大量的企業被外資控制。中國只有從“仿製西方”轉變為“研製自我”，才能進入世界技術大國行列，這個過程在正確的戰略決策指導下是可以實現的。

二是改善國民的福利保障。中國經濟目前最大的問題是過於依靠國外市場，靠出口拉動，其中又以歐洲、美國和日本為主。可是，歐美日三方加起來的人口，也只相當於中國國內的人口。中國產品既然可以為“外國人民”服務，為什麼不能為13億中國人服務？所以內需必須被拉動。有人可能覺得中國人窮，無力消費，其實中國人並不是絕對的沒有錢，只是因為中國沒有完善的福利保障，教育、醫療和住房消費奇高，對中國人起着釜底抽薪的“戰略威懾”作用，使中國人不敢花錢。教育、醫療和住房等民生問題的解決屬於國內改革思路調整的問題，但使用外匯的一部分，用於全面社保的建立，顯然是從源頭上拉動內需的戰略之舉。既能解決全國人民的後顧之憂，又能拉動內需，振興經濟，社會和諧，經濟發展，真正落實以民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何樂而不為？從戰略高度看，富民就是富國的基礎。

三是用以保護民族產業。我們必須清楚，工業，也只有工業，才是中國現代化的唯一支撐，所謂現代化，就是工業化，而這個工業化的主力軍就是民族產業。中國的外匯不為這個根本目標服務，就是無的放矢。為什麼我們總是恐懼外國熱錢在國內興風作浪，而我們那麼多錢卻無法在國外興風作浪，也不能阻止外國投機資本在國內興風作浪？説到底，還是我們不會“用錢如用兵”。沒有方向的行軍，沒有目的的打仗，結果必然是遭受重創。

從外匯投資説到內部投資，筆者認為，中國現在決定在兩年內投下4萬億人民幣以振興經濟，決心沒有錯，其戰略考慮，顯然應該從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總目標出發，以建立現代工業體系為依歸。這應該是中國現代化建設堅定不移的目標，不能以突發性的國際金融危機為轉移。中國現代化的關鍵和唯一標誌，是完成從農業國向工業化的轉型，而不是建多少高樓大廈、鐵路橋樑，更不是GDP的概念。美國在近代的發展就是先以政策吸引巨資投向鋼鐵、石油、鐵路和機械製造，然後以“阿波羅登月”“星球大戰”和“信息高速公路”等大型國家計劃，引領資金和企業朝向現代高技術發展轉移。中國經濟學家最需要避免的是思維單一，沒有全局戰略頭腦，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因此在為決策層提供的參考方案中，局部看似乎是周密的，整體看則大可置疑。就眼下而論，是保GDP增長重要還是抓住機遇調整中國的經濟結構和發展佈局重要？殺雞取卵和飲鴆止渴都有短期的效果，但也是走不通的捷徑。中央提倡科學發展觀，要求各級部門“問計於民”，道理正在於此。

養兵千日，用在一時。攢錢千日，也是為了用在一時。如何使用外匯，是國家戰略問題，不能由經濟專家，更不能由具體的銀行、金融部門擅自決定。早在上世紀初，法國內閣總理克雷孟梭就説過，“戰爭太重要了，以至於不能交給將軍們去幹”。美國學者埃利奧特•科恩在他的《戰爭中的元首和將軍們》一書中説：將軍們可能認為自己懂得取勝之道，但政治家們才是具有大局觀的人。套用克雷孟梭的話，金融、外匯的使用太重要了，以至於不能交給銀行和金融決策部門去幹。美國的7000億救市計劃，並不是由美國銀行系統和財政部説了就算，而是經過美國府院反覆的討論、否決、再討論才通過的，美國是用國家戰爭決策機制來決定這一方案的。與此相比，動用巨資購買美國債券，是否也應當通過全國人大和政協討論？決策機制的背後，反映出的是兩國對金融問題戰略重要性的認識不同和操作程序的不同。中國現在處處強調與國際接軌，其中也應該包含在一些重大問題的認識接軌。軍事上講現代戰爭觀，經濟上也應該強調戰略經濟觀。▲

（作者是資深戰略評論員、空軍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