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不再“多情”地看中國
作者:朱稳坦
對邁克爾•奧克森伯格來説,1983年2月底的中國之行是其人生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當時,這位資深中國問題專家跟隨美國著名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的代表團來到北京,與中方專家開了兩天的閉門會議,最終敲定了美國對華政策報告《美中關係未來十年》的最後定稿。
奧克森伯格後來曾回憶,這是美國智庫有史以來最理性、最客觀的一份中國報告,對之後10年甚至更長遠的美國對華政策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這種評價並不為過,1983年9月,該報告公開發表後,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特地寫信稱該報告是他“就這個問題所看到的最好論文”。
尼克松的感受很容易理解。從上世紀50年代麥卡錫主義日益猖獗以來,美國的對華政策基本還停留在“一箇中國指的就是‘中華民國’”上,任何對此的突破性努力,都有可能被視為是離經叛道。1959年,美國曾有一家叫“康隆”的諮詢公司撰寫了一份對華政策報告,指出“只有中共政權才是近代中國最強大、最具統治力的政府”、“孤立中國的政策根本無效”,震動了整個外交界,被視為過於大膽和前衞。報告主要撰稿人、當時著名學者施樂伯(Robert Scalapino)幾次想進入政界,都遭到阻攔。
24年後,也正是尼克松訪華十週年,大西洋委員會重燃了“康隆報告”的勇氣。用尼克松信裏的話説就是:“我特別讚賞你們這一建議:我們的重點應該更多地放在經濟合作方面。”這種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視,是那個時代美國人對剛改革開放5年的中國的最佳判斷。
這是一種美國對華務實情緒的開端。該報告開篇就説:“傳統上的那些‘多情帝國主義分子’(教士、商人、軍人和冒險家們)使我們對中國產生了種種不切實際的、甚至富於浪漫色彩的遐想,這些遐想導致我們將中國設想為一個強國、一個潛在的民主國家、甚至是一個基督教國家、一個對日作戰時的戰友、一個樂於接受美國科學、技術和文化的國家……美國在同中國打交道時,必須使感情成分減少,而增加現實主義的成分。”
仔細研讀後,我們會很容易發現,無論是在第二章“美國及友邦和盟國的共同利益”,還是第三章“今後十年美中關係演變”,或者是第四章“蘇聯的作用”裏,“利益”二字不斷出現在字裏行間。
很顯然,儘管在上世紀80年代,意識形態的作用依然明顯。但在這份報告中,“經濟利益”作為一種新型美中關係的基礎已經萌生。正如報告富有前瞻性地説:“中國將成為一個獨立的角色,我們可以預見到,美中兩國將能夠建立一種互利的經濟文化關係,甚至是一種與美日或美英相仿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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