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勝軍：“中國式傲慢”害了中國學者

筆者最近出席了一次中歐學者參加的討論會，會上歐洲學者提出了頗為新穎的概念和觀點，中國學者的回應卻十分冷淡。會下私聊，我向自家人詢問看法，得到的卻是一臉輕蔑和不屑。其實，這些年來，我已經不止一次領教過類似的“中國式傲慢”。中國學者做客大洋彼岸，本來應是虛心、平等的學術探討，卻變成了中國學者 “自説自話”，大有把國際學術會議變成國內學術會議的架勢。接待方無奈地慨嘆他們都是“官方學者”。

不論出於何種理由，此種傲慢總是“似曾相識”。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國特使馬戛爾尼率領有七百餘人的龐大船隊從英國來到中國。他以為乾隆皇帝祝壽為名，實想為經濟正在飛速發展的英國開闢一個巨大的商品市場。然而正處盛世的大清王朝，無人料到，此事其實是幾十年後中國文化要遇到一個更強文化的巨大挑戰，進而產生嚴重危機的先聲和預兆，反而滿心歡喜地以為這是遠在天邊的英國與其他藩屬一樣，因仰慕中華文明、誠乞教化而遠涉重洋來為大清皇帝納貢祝壽。對於英國的通商要求，乾隆皇帝傲慢地予以拒絕，自稱天朝無所不有，從不貴奇巧，更無需外國置辦物件。此後，天朝無所不有、不貴奇巧式的傲慢又持續了數十年，即便追求富國強兵，也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直到把一個繁榮富強的世界強國推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

如果説昔日“中國式傲慢”的背後是天朝上國心態，今日中國學者“故態復萌”的背後就是中國經過30年改革開放後的國勢漸強。雖然只有短短的30年，但中國已經極大地縮小了與世界發達國家的差距，在很多方面已經具備了和發達國家交流和對話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學者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加本來無可厚非。但這種自信不宜過分膨脹為“中國式傲慢”。實際上，哪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強國，前車可鑑，此種傲慢也萬萬要不得，更何況我們現在還遠沒有達到可以睥睨一切的時候。在這方面，只需簡單瞭解一下現在的中國還有多少“駱駝祥子”，多少家庭還在“四世同堂”就足夠了。

在學術領域，中國學者的傲慢更是值得懷疑。中國人的創造發明成果為何那麼少？尤其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國的知識貢獻實在貧乏得令人汗顏。“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中國的治學傳統多少有復古和崇拜祖宗傾向。對於一些新概念、新觀點，中國學者歷來魯鈍，加之一些“不可説”、“説不得”的顧忌，中國學者對於“求新”“求變”失去敏鋭已經日甚一日。時至今日，中國在提高創新能力和改善創新環境方面仍存在相當差距，我們實在是缺少重温“中國式傲慢”的本錢。

退一萬步，重拾自信的中國學者如若自己不肯創新，卻對別人的新提法、新概念和新觀點大加撻伐的做法亦屬不該，倒是如何擺脱“前現代”的政治與文化傳統羈絆，仍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嚴峻課題。試想，如果我們不首先尊重別人的創新成果，又如何能期望自己的創新成果受到他國學者的重視呢？又如何能夠在國內營造尊重創新的環境和氛圍？追根究底，在一個本來就缺乏創新寬容度的社會中，“中國式傲慢”的迴歸是非常要命的。

最後，中國學者自覺地站在政府一邊沒什麼不妥，也是應該的。問題是這種自覺是否有必要無所不在，以至於不能與國外學者進行心平氣和的學術探討？其實，我覺得中國學者現在最需要做的還是把自家學問搞到位，而不必急於發揮所謂什麼外交作用。筆者渴望出現的局面是，中國學者提出的新概念、新理論和新觀點層出不窮，到那個時候，我們還用擔心中國的軟實力嗎？▲

（作者是北京師範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