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範基層選舉中的賄選

作者：羽戈

12月9日，陝西韓城市龍門村舉行第七屆村委會選舉，村民王文選和楊某競選村委會主任一職。兩人皆事先承諾，如果當選，便給村民發放三年的生活保障金。從數額看，楊某承諾生活保障金數額更有吸引力，三年共計3萬元，而王文選則為2萬元。但也許是王文選的競選綱領(包括為村裏創辦洗煤廠、保證為60週歲以上老人每月發放200元養老金等)更富吸引力，最終他獲得了龍門村大多數選民的擁戴。他當選後第二日即兑現競選承諾，全村不論老幼，每人分得2萬元。據稱，身為當地某民營企業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的王文選共為此墊資1300萬元。(12月13日《華商報》)

一個村委會主任竟然值1300萬的天價？這自然難免引發“賄選”之疑。韓城市民政局官員表示，將派員對該村選舉可能存在的問題進行調查。但從法理上講，這裏是否構成賄選，尚難下定論。如果王文選承諾的是，誰選我，我就在當選過後給誰2萬元，如此標明選票的價碼，屬於賄選無疑，按現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15條，其當選無效。可王文選的1300萬元，不是發給了投他一票的人，而是普及所有村民(包括非選民)，對此，你可以説他是在收買人心，卻不能説是收買選票——哪個民主國家的公開選舉不存在變相收買人心之舉呢，用金錢，用美貌，用皮膚的顏色，用意識形態，等等。買選票有罪，買人心則無罪。由此，你最多隻能判定，王文選的做法成功規避了賄選的紅色警戒線。

法律規避並不完全是壞事，至少能從反向上提醒立法者和決策者，對賄選的法律定義之重新修訂已經迫在眉睫。在當下一些地方的基層選舉中，賄選如感冒一樣流行，假如説此前僅僅蔓延於東南的繁榮農村，陝西龍門村的這一事例則標誌着類似行為在向西北內陸農村延伸，這2萬元足以讓賄選中最常見的一條高級煙換一張選票的做法自慚形穢。現在大約可以這樣：明晰與擴展賄選的邊界，加重對賄選行為的指控。這要求我們應修訂選舉法規，也應修訂對選舉之內涵的政治認知。

有人説“民主是個好東西”，倒不如説“民主是個最不壞的東西”。選舉亦然。世間紅塵顛倒，政治難以迴歸三代的清澈，選舉離不開金錢，甚至離不開一些情色醜聞，而只能保證相對公正，儘管它必須時刻具有向絕對公正進軍的決心和勇氣。金錢等勢力的滲透確實干擾了選舉的公正性，但不能因為這些干擾因素的鼓盪，就否棄選舉的意義；不能因為在基層選舉當中賄選成風，就呼籲重由上級指派。

儘管賄選有種種害處，但基於如下一點價值，它就好過了強行攤派，就足以呈現選舉“最不壞”的一面：至少讓選民們認識到，你手中的選票，你的選舉權，不是滯留於憲法文本中的概念，它是有其重量，有其價值的。按照一種經驗主義的思路，權利的神聖化正由此而生。

這樣立論並非鼓勵人們放縱賄選，恰恰相反，賄選就像一個迷失了路的孩子，我們要盡力將它拉回正道。竊以為，除了重新立法規範賄選的涵義，捍衞選舉的程序公正之外，仍有兩大此前被漠視的關節點需要重整旗鼓。第一，斷絕賄選的源頭，即捍衞選舉的起點公正，不在小範圍內指定候選人，不對候選人資格設置財產與政治鴻溝，不能説，你身家不足一千萬，家裏沒開大工廠，就不許參選——如果候選人都是平民無產者，拿什麼賄選呢？

另一點，則因有人説，由上級指派，還可能是個“好人”；而由賄選產生的，必然是個“壞人”，賄選者多半是山寨版的呂不韋，把從政當作投資，賄選花了多少錢，當選後肯定要變本加厲撈回來。我不否認這種推論的合理性，可你是否聽過，缺乏對權力的制約，權力者即便聖潔如神，仍可能淪為腐敗者；加強對權力的制約，縱使權力者渾身生滿惡膽，仍找不到做惡的契機，任何惡行都必須接受法律的制裁。因此，若賄選者不幸當選，只要將其關進法律的籠子，他連翻身都難，還怎麼興風作浪？不管他投資1萬，還是1300萬，保管這筆生意血本無歸。

我還想提出一點疑慮：一個西北農村的村委會主任之權力，真值得投資1300萬嗎？儘管王文選稱其之所以參選，是考慮到“個人富裕不算富，只有全村人都走上小康才算富”。如果王文選為賄選者，我頗懷疑他的經濟眼光；反之，則是我們的眼光出了大問題，我們究竟是以什麼樣的思維，把一場造福鄉里的感恩回贈扭曲為邪惡的“賄選”呢？

(作者系青年學者)

責任編輯：董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