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亞文：薩科齊讓中國外交“思變”

法國總統薩科齊近日不顧中國反對，見了到歐洲竄訪的達賴，給本已峯迴路轉的中法關係澆上了一盆冷水。一些西方學者在分析此一事件時，認為中國考慮到與西方的緊密關係，可能不會繼續揪住此事不放。顯然，薩科齊也多多少少地抱有同樣的心理。西方對中國的這種看法提醒了我們，從長遠看，中國此時應該採取的做法是外交"思變"，要變更多地依賴發達國家為更多地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通過向發展中國家的靠攏來增強我們的力量。

中國要做的重要事情之一，就是調整對外政治和經濟交往的方向。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根據"三個世界"的劃分，把與第三世界，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交往作為主要目標。近三十年來這種交往格局基本被顛覆，疏者變親，親者變疏，隨着中國逐步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逐漸形成了在經濟上對西方世界的更多依賴。近三十年來中國以國家利益優先，將外交重點轉向發達國家，並通過參與國際經濟、貿易、金融體系，與歐美髮達國家間建立起了緊密的經貿關係。

但是，隨着經濟關係的發展，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摩擦和矛盾顯著增多，利益分歧也呈現出表面化。一些發達國家利用中國對它們的依賴，向中國要價，甚至試圖要中國按照它們對待發展中國家的遊戲規則來出牌。這種局面提醒中國，又到了要全面檢討過去六十年對外交往經驗得失的時候。

中國要汲取前後兩個三十年的不同交往經驗智慧，各其取長而避其短。這就要求中國把與亞非拉後發國家的交往，再次提升到至少與發達國家的交往相平等的地位上，加強與這些國家在政治、經濟等更多領域的聯繫。中國當年高度重視第三世界，主要還是出於政治和意識形態考慮。斗轉星移，傳統第三世界後發國家如今對中國的意義，已經與三十年前有了很大區別，不僅可以在政治上做朋友，而且在經濟上也越來越有互補性。中國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外部物質資源，絕大部分來自於亞非拉後發國家，亞非拉國家近些年來的經濟發展，也為增進它們與中國的貿易往來和經濟技術合作開闢了更大空間。中國、印度、巴西和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與廣大亞非拉後發國家之間事實上已經可以另外構成一個有機關聯的全球經濟體系。而此次金融危機也表明，沒有這些國家的參與，全球金融體系的調整就是一句空話。

當前的這場金融和經濟危機，也為中國調整對外交往方向提供了機遇。一方面，金融危機引發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衰退，這些國家對中國的訂單在減少、貿易保護主義在上升、經濟摩擦也會隨之增多，這些問題對中國經濟都會產生嚴重影響，它使我們看到了貿易往來過度依賴歐美的侷限性；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市場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急劇減少，也迫使中國改變貿易往來過度依賴歐美的局面，促使我們把眼光更多地伸向發展中國家。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可以説是中國擺脱西方經濟危機影響的一個重要途徑。

中國對外交往重新適當向後發國家傾斜，不僅符合國際道義，而且也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的需要。世界不能總由強者説了算，經濟、政治上過去長期受壓迫的國家要加強團結，多互相幫助，這才能有助於推進全球經濟體系更合理、更公平。同時，有眾多亞非拉發展中國家與中國開展經貿往來，實現有效的政治合作，在經濟上互利共贏，中國對歐美髮達國家在經濟上就不會像現在這樣依賴，在政治上就不必老看人家的眼色。中國的國家利益也就不太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傷害。▲

（作者是北京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