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專家:漸進式是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改革之路

受訪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劉樹成採訪人：本報主任記者董山峯

劉樹成，男，1945年10月生於上海。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1978年8月—1981年8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系學習，獲碩士學位；1981年8月—1982年5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1982 年5 月—1998 年10 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員、副所長、博士生導師、國家級中青年有突出貢獻專家(1989年5月—1990年3月,美國克羅拉多州博德爾經濟學院和加利福尼亞州斯坦福大學訪問學者)；1998年10月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經濟研究》主編。

記者：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至今已30年。30年的

改革開放，30年的風雲激盪，帶來了中國30年的滄桑鉅變。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領域到政治、社會和文化等各個領域，改革的浪潮洶湧澎湃；從沿海到內地，從東部到中部、西部，對外開放的步伐矯健向前。這場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改革大開放，使中國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生機與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對外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由此，國家的綜合經濟實力和人民的生活狀況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對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如此良好發展績效的主要原因，你有何看法？

劉樹成：在1979 至2007 年長達29年的時間裏,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速度達到9.8%，是同期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如此長時間的高速轉型式增長，創造了人類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世界銀行專家組曾評論説：“中國只用了一代人的時間，取得了其他國家用了幾個世紀才能取得的成就。在一個人口超過非洲和拉丁美洲人口總和的國家，這一成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令人注目的發展。”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能夠取得如此良好的發展績效，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中國的改革不是遵循市場原教旨主義，簡單地複製所謂西方標準化的市場經濟模式，而是根據本國國情，獨立自主並創造性地進行制度選擇與制度安排，使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與中國經濟的具體情況相契合，形成內生性和自適應的制度變遷軌跡，由此避免了那種強制性的制度移植輸入和制度外部依附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中國改革的國別特色和“本土化”制度創新模式成為轉軌經濟中獨樹一幟的模式，在國際上被冠以“中國模式”。

其中，我們所採取的改革方式是以漸進式穩步推進市場化，這使得我們不僅能夠有效防止激進式改革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而且能夠有效發揮理論創新的先導作用，能夠很好地把握改革的性質和方向，能夠處理好改革與發展的關係、改革與穩定的關係、改革與開放的關係，能夠注意推進全方位改革，注意發揮基層和領導層的合力作用。從這種意義上説，漸進式穩步推進市場化是“中國模式”的一個重要內核，是中國特色經濟體制改革道路值得系統深入總結的重要方面。

記者：30年前，當中國決定由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過渡時，我們有兩種方式可選擇：一種是激進式，一種是漸進式。是哪些因素導致我們最終選擇了相對温和的漸進式？

劉樹成：所謂漸進式改革，是指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時，採取循序漸進的、有步驟、分階段的方式推進改革，或者説採取累積性的邊際演進的轉換模式。而所謂激進式改革，是指採取激烈的、“一步到位”的方式進行改革。中國之所以採取漸進式的改革方式，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在於改革的探索性。改革不是對原有經濟體制進行某些修補和改良，而是在社會主義這一基本社會制度的範圍內進行的“第二次革命”。對於這場革命，世界上沒有先例，沒有現成的答案。因此，對於指導這場變革的領導層來説，需要有一個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這就需要循序漸進，而不能貿然激進。

其次，在於改革的複雜性。中國是一個人口多、地域廣，而且經濟發展很不平衡的國家。城鄉之間、沿海內地之間、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之間在改革的承載和接受能力上存在着很大的差異。這就決定了各個區域或部門的改革不可能“齊步走”，而需要“分而治之”，梯次推進。

其三，在於改革的艱鉅性。改革是一場全方位的改革，既包括經濟基礎又包括上層建築，既涉及思想層面，也涉及社會層面。而從這場全面改革的“重頭戲”——經濟體制改革來看，不僅包括微觀主體的再造和市場體系的重建，也包括政府職能的轉變，以及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如此艱鉅、龐大的工程，決定了各個子系統的改革絕不可能在朝夕之間“齊頭並進”地加以完成，而需要選準“突破口”，漸次展開，逐漸深入。

其四，獲取改革動力的需要。改革作為一場深刻的社會經濟變革，必然涉及經濟利益格局的調整，或者説利益的重新分配。改革要確保獲得足夠的動力，必須獲得更多社會成員的理解和支持。由於改革的收益在時間的分佈上往往是跨期的，改革的福利損益在個體之間的分佈也是不均勻的，因此需要有一個過程和充足的時間，使個體逐步提高對改革收益的感知和辨識，也使社會盡最大可能對利益受損者進行識別和必要的補償，以增強改革的社會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