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改革起點實錄:農民黨員“合謀”衝破禁錮

一、引子

197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4次開會，討論安徽的問題。其時，粉碎“四人幫”已經8個月，中國各地到處都掀起了對“四人幫”及其餘黨的揭批查運動。而在安徽，當時的省委負責人卻以“安徽特殊論”為由，始終對此沒有動作。安徽全省一潭死水，冤假錯案得不到平反，幹部羣眾怨聲載道。

中央不得不下決心撤換幹部，以此強行推進安徽問題的解決。

這一天，時任鐵道部部長的萬里到鄧小平家中向他辭行，萬里此前剛剛被中央調往湖北，任二把手——無疑這是降格使用。小平對萬里説，你先別忙着去，再等等。

此時，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正是在這個會上，鄧小平官復原職，但他對政壇的影響在會前就已經顯現出來。小平顯然已經想好了萬里的去處，他不止一次説過，萬里是一個解決難題的能手。

正在召開的政治局會議緊急召回了在營口出差的萬里，他列席會議，並最終被中央任命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6月22日，就在中央決定下達的當天，萬里走馬上任。

到安徽的第一個月，萬里就大刀闊斧地解決了“四人幫”遺留的組織問題，掀開了安徽揭批查的蓋子，顯示了萬里作為一個“解決難題能手”的魄力。

安徽是一個農業大省。萬里坦承自己不瞭解農業，於是，他帶着司機、秘書，和一兩個記者朋友搞調查。從皖南、皖東到皖北，這一走陸續就是三四個月，從夏日炎炎走到了白雪紛紛。

在安徽農村，百姓們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情形讓萬里深受刺激。在安徽金寨，這塊曾經養育百位共和國將軍的英雄土地上，萬里走進了一户農家，黑乎乎的屋內，三四個人竟無人起身招呼，都窩在冰冷的牀上，裹着網狀般的破棉絮。出來後萬里才知道，因為鋪上的女人沒有褲子穿，根本羞於見人。

在冰封的土路上，萬里走下吉普車，與路邊的青年農民交談，問他有什麼要求，小夥子解開綁着棉襖的草繩，裏面竟是空的——農民根本穿不起一件秋衣。小夥子拍拍肚子説，沒別的要求，肚子圓起來就行，少點山芋幹就行！

在皖南涇縣，老百姓閃爍其詞地説，現在的生活還不如新四軍在這兒的時候。

在鳳陽、嘉山鐵路沿線，萬里親眼看到成羣結隊的農民拖兒帶女在凜冽的寒風中扒火車外流逃荒。萬里到任的最初數月，尷尬地接到了無數來自鄰省的電話或電報，要求安徽派人把外出討飯的農民帶回去。

這一年的安徽，全省28萬多個生產隊，只有10%能勉強維持温飽，67%的隊年人均收入低於60元，40元以下的佔了25%。

鳳陽是全國有名的“吃糧靠返銷，花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縣。從1956年到1978年的23年中,全縣共向國家交售糧食9.6億斤，而國家返銷給鳳陽的糧食達13.4億斤。23年中，國家給鳳陽撥發救濟糧食4.1億斤，救濟款2838萬元。而每到青黃不接時，大批的鳳陽農民身帶介紹信，懷揣户口本，下江南，上河北(淮河以北)，“身背花鼓走四方”，幾乎討遍了大半個中國。

作為執政黨的省委書記，面對解放近30年依然赤貧的農村，面對他治下的人民，萬里流下了愧疚的眼淚。

他痛心疾首，問了自己三個問題：

——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麼窮，這是什麼原因，這能算是社會主義嗎？

——普及大寨縣，是中國的出路嗎？

——人民公社這個體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農民沒有積極性？

萬里“越看越聽越問心情越沉重，越認定非另找出路不可”。

後來，作為萬里農村改革重要助手的吳象説：“正是安徽農村極度貧困的現狀，讓萬里選擇了一條鋌而走險的路。”

萬里回到合肥，派省農委副主任周曰禮再去作專題調查，商討對策。幾番調查和研究之後，搞出了一份《關於目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簡稱“省委六條”)，常委會討論通過後，再下去徵求意見修改。經過幾上幾下，拿出了一個正式“草案”。這是1977年的冬天。

安徽“省委六條”出台，迅速在省內各地推行，效果頗為顯著，農村冬麥的播種率大大高過以往。1978年2月3日，《人民日報》為此發表了長篇通訊《一個省委決定的誕生》，還配發了編者按。鄧小平在出訪尼泊爾途中，鄭重地向當時四川省委負責人推薦了安徽的“省委六條”。

而在北京，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永貴看到報紙後，非常生氣地説，這六條，條條都是衝着大寨來的！

很快，春節就要到了，陳永貴返回昔陽縣，組織大寨聯合報道組對安徽的“省委六條”開始了強力反擊。

時值1978年早春，這是中國歷史上極其特殊的年份，北京、安徽、山西，這個中國版圖上的三角點，圍繞着中國農村的發展問題，開始了一場力量懸殊的政治大角逐。但是，發人深思的是，最離經叛道的、勢力最為弱小的一方，卻漸漸佔據了上風，並且由此引發了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大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