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讓中日韓走到了一起

12月13日下午，首次獨立於其它國際會議而單獨舉行的中日韓三國領導人會議在日本福岡舉行。圖為中國總理温家寶（中）、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左）和韓國總統李明博出席會議。 中新社發 朱沿華 攝

新加坡《聯合早報》12月18日發表黃彬華撰寫的文章指出，金融海嘯把中日韓趕到一塊，也讓它們團結起來，這是事實。三國不僅是東亞的核心，也是世界未來的經濟重心。三國攜手合作不僅能夠振興東亞，也能帶領世界走上更和平、繁榮的道路。

文章摘錄如下：

中日韓三國首腦峯會12月13日首次在日本福岡舉行。過去10年，東亞三國領導人雖然每年都有舉行首腦會議，但都是在“亞細安與中日韓領導人會議”(10＋3)的框架下舉行，此次脱出亞細安的框架，而且宣佈三國峯會將每年定期舉行，説明東北亞的國家關係已經有了重大改善。

三國首腦在峯會後坦言，這是歷史的必然。比如，韓國總統李明博就説，“平時很難創造合作的契機，但經濟危機為這次會議製造了機會”。中國總理温家寶表示：“通過此次會談進一步鞏固了三國夥伴關係。”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則説：“這是有助於世界穩定與繁榮的劃時代意義的會談。”

福岡峯會簽署了《三國夥伴關係聯合聲明》和《國際金融和經濟問題聯合聲明》，提出了三國合作的基本方向，闡明瞭互相合作的意志，顯示三國將以具體行動來對應這一環球性金融危機。

三國地位很特殊，關係也很微妙。此次金融危機，正如傳媒形容，是一場世界性的金融海嘯，東亞距離海嘯中心的美國雖有一段距離，日本和韓國卻受到嚴重波及，惟有一半還是局外人的中國暫時還不致遭殃。

日本經濟原本嚴重依存於美國，海嘯對日本更形成經濟衰退的的雪上加霜效應。韓國有過1997年金融危機的痛苦經驗，為了防止再度淪為國際貨幣基金“殖民地”的困境，積極要求中國和日本伸出援手，中日韓三國貨幣互換協定於是誕生。此次韓國獲得中國和日本各提供300億美元規模的外幣使用權，讓它在緊急時刻有總數超過3000億美元外匯得以使用，暫時擺脱了國際貨幣投機活動襲擊的威脅，但基本經濟展望依然不佳。這不僅是韓日面對的困境，也是東北亞面對的共同困難。

三國峯會能夠順利召開，即使只是相互攜手的開始，對關係複雜的東北亞國家來説，不僅有重大的象徵意義，也具有使彼此關係進入新發展階段的實質意義。眾所周知，中日還有歷史問題、領土問題有待解決；日韓之間同樣有歷史和主權之爭尚未解決，彼此能撇開棘手的雙邊問題，集中精神應付共同面對的困難，説明三國政治家已經變得理智和務實了。

金融海嘯把中日韓趕到一塊，也讓它們團結起來，這是事實。中日韓是東亞最發達的國家，統計顯示，三國的GDP(國內生產總值)和貿易總額就佔世界的17%、東亞的七成。區域貿易也有半數是境內國家的往來，加上三國的外匯儲備分別佔世界第一位(中國)、第二位(日本)、第六位(韓國)，顯示三國不僅是東亞的核心，也是世界未來的經濟重心。三國攜手合作不僅能夠振興東亞，也能帶領世界走上更和平、繁榮的道路。過去卻因為拘泥於制度差別、文化差異、主權糾紛、歷史認識等問題而至今不能攜手合作。

歐洲能夠實現一體化，發展成為今日的歐盟，就因為能求同存異，有共同成長的決心。東亞的核心三國卻無法化解恩怨，即使形勢發展要求三國參與，中日韓也僅能以10+3的方式參與。但隨着中日、韓日關係的改善，東亞主要三國終於邁出了區域合作的第一步。

東亞三國有足夠的人力和物力資源、資本、技術，甚至廣大的市場，發展區域合作就可發揮最大的效果，也能帶動整個區域更快速成長。過去參與亞細安的安全論壇、經濟開發、貿易擴展，一是領導權的誘惑；二是市場的引誘；三是戰略利益的驅使。雖然，三國的破殼而出，似乎有對亞細安產生過橋抽板的效應，但現實環境是，東北亞與東南亞依然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南北合作雖有必要，三國加強本身合作更有其必要性，而高層次合作產生的效果，又能帶來更大規模的效益，對亞細安不僅沒有不利影響，還會產生全體發展的雙重效應。

經過這次金融危機的衝擊，東北亞三國加強彼此的依存關係，是發展的必然道路，也是消除猜疑與對立的捷徑。三國能夠建立夥伴關係，不僅是區域發展的火車頭，也是對應經濟衰退的有效手段，更是為東亞一體化開闢的康莊大道。亞細安的發展目標是東亞的共同繁榮與穩定，因此三國夥伴關係的建立並沒有脱離10＋3的基本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