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考驗國家動員能力

金融危機大浪襲來，各國政府、企業和民間機構紛紛出手，採取各種手段重樹信心，刺激經濟，調整結構，尋找解決危機的出路。危機時刻需要一個國家展示自己應對危機的動員能力。

這種動員能力可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物質的組織動員，包括支持相關應變政策的所有資源；另一方面是人力的組織動員，包括人們應對危機的態度、能力和信心。此次由金融領域引發的危機，雖屬經濟範疇、與錢相關，但更與相關經濟主體——如消費者、投資者、買賣者之間的關聯密切。

以目前各國採取行動的兩個領域為例：拿消費領域來説，此次金融危機始自美國的次貸危機，進一步説是美國人超前消費模式的結果，也是上次工業革命鼎盛時期造成的消費定勢影響。而對另一些國家來説，由於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保障落後的原因，消費水平、消費方式和習慣既存在水平低下，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合理。在廉價石油時代形成的消費習慣，在石油終究要枯竭的預期下顯然難以為繼。無論要改變哪種消費習慣，都離不開與消費者打交道。

經濟發展促進經濟結構的變化，優勝劣汰，調整是必然的，金融危機是調整的良機。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調整源自戰後工業進步、技術革新、信息革命和全球化運動的累積結果，也有廉價石油時代終結和冷戰時期軍工產業在新安全形勢下轉向的間接影響。但任何調整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利益調整導致企業及職工收入減少，也會造成失業、裁員和提前退休。

同時，危機時刻會進行社會經濟救助和利益分配體系調整，原來以激勵和追求效率為主要目標的利益分配模式會轉而向照顧社會公平方向調整，均衡社會分配，減少社會動盪，以利度過危機時刻。同時它本身也是國家危機動員的手段之一，如美國上世紀30年代施行的“胡佛村”計劃、《社會保障法》等。

上述各方面其實只是説明了一個問題：在經濟危機時期，所有問題都與人相關，而人的因素往往是化解危機的關鍵，也是國家動員能力的真正目標所在。

上世紀80年代西方有經濟學家曾經提到，日本與歐美國家在兩次石油危機過程中都經受了很大沖擊，日本受到的衝擊甚至更大，但隨後日本的經濟復甦總是比歐美國家要快得多。原因是什麼呢？研究報告認為，東西方社會文化因素造成了企業、政府對人的處理態度上不同，而對涉及個人的措施時也採取了不同的做法，民眾對危機的反應預期也有所不同，而人們的信心也不同。

由此來説，金融危機的確考驗着一個國家動員能力的各個方面。